【谈兵】苏俄工农红军的灵魂：红色战神伏龙芝因何而崛起？

“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米哈伊尔·瓦西利维奇·伏龙芝是崛起于国内战争期间的红色将领，在很短时间内成长为苏俄二十年代中前期的最主要将领。他是罗马尼亚裔，出生于靠近中俄边境的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该市在苏联时代改名为伏龙芝。

伏龙芝是一九零几年代沙俄最重要纺织业工业中心——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主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

伏龙芝逝世后，接任其职务的伏罗希洛夫感叹：“我要是有伏龙芝的能力就好了，那样一定可以胜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工作”。

图哈切夫斯基称伏龙芝为良师益友，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伏龙芝的天赋是很出众的，这从他冠绝红军的飞速擢升之路可以看出。

他的上升更多凭借的是过硬的军事才能，而非伏罗希洛夫那样出于列宁与布党的信任和宠爱。

伏龙芝的起点——很高也很低。

很高是指：如果论资排辈，老布党伏龙芝在1905年第一次大革命期间就在莫斯科武装起义中崭露头角。

很低则指：后来脱离了军事岗位的伏龙芝在十月革命后从布党政治委员转为红军高级指挥官很晚。

伏龙芝1918年12月底才成为东方战线并非最强大的第4集团军司令。而天赋远不如他的伏罗希洛夫1918年4月即成为乌克兰第5军军长，7月成为红军最强大的第10集团军司令。

伏龙芝的老朋友伏罗希洛夫，我们讲苏联史时绝对绕不开的重要人物。

沙俄旧士官派的红军“新星”图哈切夫斯基也比他早半年在1918年6月成为第1集团军司令。更不用说那些很早就在红军担任要职的老军事专家如谢·加米涅夫，瓦采季斯，吉季斯，绍林了。

在军界升迁之路上“落后”一步的伏龙芝先是以才华折服前沙俄少将费奥多尔·诺维茨基，使其认定伏龙芝不仅仅是一位集团军司令更是一位帅才。

凭借出色的战绩与老布党身份加持，3个月时间迅速完成反超——在1919年3月成为东方面军两大柱石一的右翼主力南军队集群司令（辖四个集团军，成了图哈的顶头上司），左翼的北军队集群司令是绍林（辖第2，第3共两个集团军）。

由此伏龙芝开始了与俄共元老古谢夫（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实际主宰），古比雪夫（此公先前担任过图哈的政委），“新星”图哈切夫斯基的紧密合作。

随后伏龙芝7月成为东方面军司令，成功领导国内战争期间最重要的2场战略反攻之一——1919年东方面军的反攻。

有说法称伏龙芝的声誉和才干是“言过其实”、“夸大吹捧”，他在红军中地位是“死后不断神话”的结果。

然而考察历史，伏龙芝在1919年4月成为下辖4个集团军（第1，第4，第5，土耳其斯坦集团军）的东方面军南军队集群司令，该集群是东方面军反攻的绝对主力。

在作战中伏龙芝屡战屡胜、威信较高且军事计划制定得很完美，期间多次成功说服方面军司令谢·加米涅夫，萨莫伊洛改变原有计划，成功地使上级服从由伏龙芝制定的更成功的计划。

而同期的图哈切夫斯基尽管也有相当才干，但他就没有伏龙芝这么高的威信、融洽的人际关系与“好运”，“红色拿破仑”与方面军司令萨莫伊洛闹僵并且彻底激怒了对方，被萨莫伊洛威胁“你丫败坏上级名声，咱军事法庭上见，绝对让你没好果子吃”。

1919年8月伏龙芝成为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花了一年时间征服中亚建立各中亚苏维埃共和国，暂时远离了主要战线。

建立中亚苏维埃政权过程中，伏龙芝是最早察觉“泛突厥主义”的狼子野心，坚决反对中亚“泛突”的布党领导人之一。

土耳其斯坦委员会当时没有正式宣布对“突厥共和国”这一提法的抵制。只是在1920年2月23日，当土耳其斯坦委员会全体人员开会时，在伏龙芝的参加下，才断然拒绝了关于建立突厥共和国”和“突厥共产党”这些民族主义的要求。

伏龙芝强烈反对所谓统一的“突厥民族”的“理论”，地方民族主义者人为地把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及中亚其他民族统一到这个“民族”中来。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熟悉土耳其斯坦过去的历史及其人民，他令人信服地证明，根本不存在“突厥民族”，从来也没有过这样一个民族。—— 伏龙芝传

1920年9月伏龙芝成为重建的南方面军司令，领导了国内战争最后一场主要战役——克里米亚战役。

成功将领的最高境界是知行合一，首先有出色的指挥，同时也要有先进的军事理论流传后世。例如中国的孙武，俄国的苏沃洛夫。

两者缺一则难免留有遗憾，例如库图佐夫（缺乏理论著作）与克劳塞维茨（“西方兵圣”军事实践乏善可陈，有兵败被俘的黑历史）。

伏龙芝在指挥与管理之余手不释卷，著述丰富。他在苏联的赫赫威名即得益于其丰富的军事著述与理论工作。他的一系列理论著作奠定了苏联的军事科学基础。在发展苏联军事科学和军事学术——战略学、战役学、战术等方面做出很大贡献。

‍‍伏龙芝创立了列宁主义的“统一的军事学说”。他根据列宁关于战争和军队的学说提出了未来战争性质的定义。

他认为未来的战争不分前线与后方，是无所不包的和决定性的总体战争：战争使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卷入自己的进程并从属自己，无例外地触及国家和社会的一切利益。

他认为进攻是军事行动的主要形式，但也不应忽视防御的作用，指出必须精通各种规模的防御形式，以便使防御成为积极的防御，为进攻创造有利条件。

伏龙芝在其著作中指出现代战争中后方的作用和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大大加强，作为苏维埃国家防御能力的基础——国家后方的准备具有重大意义。后勤物资保障已经成为决定军队成败的决定因素之一，要求精确计算前线与后方的人力物力。认为未来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机器战争，所以，给陆海军装备技术兵器和加强炮兵、装甲兵、航空兵的建设，应作为一项首要任务提出。

‍‍‍‍‍尽管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工业能力十分贫弱，但在伏龙芝的建军理论指导下，红军还是竭尽全力地试验坦克、飞机等先进装备并构思相关战术。图为20年代苏俄的仿制雷诺坦克。

伏龙芝对创立强大的苏联空军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他所提出的苏联军事学说的理论原则在卫国战争中得到证实。

伏龙芝主军时代（1924-1925年）是苏联军队领导人政治地位最高的时代。他身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总参谋长，军事学院院长（即后来的伏龙芝学院），“帅主与谋主”合一，在苏联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三位一体”。

他恢复了军队一长制，同时身兼中央委员与军区司令，成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个由军队指挥官进入政治局的人。

伏龙芝在苏军的地位在他生前就很高，甚至可以说是苏联军人的天花板了，而不是所谓个人崇拜时期宣传出来的“波将金的村庄”，对他的歌颂和宣传顶多起到“锦上添花作用”。

伏龙芝1924年进入中枢实行雷厉风行的军改，名义上担任托洛茨基的副手，实际在三架马车（特别是斯大林）的指令下不断架空和打击托洛茨基，最终在1925年1月取而代之。

伏龙芝雷厉风行地清洗了军中的托洛茨基派，取缔了托派分子吹嘘托洛茨基是所谓“红军之父”的宣传资料并不断削弱其影响力。

具体措施包括：公开申明工农军队应服从自己的真正领袖——中央委员会。（而不是跟着什么狗屁“红军之父”用机关枪威胁党中央）

依靠布琼尼第一骑兵军出身的政治部主任，同时也是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布党领导人的俄共元老布勃诺夫加强布党对军队的领导。调图哈切夫斯基入中枢任副总参谋长。

在伏龙芝高超狠辣的手腕面前，即使是托洛茨基也只能无能狂怒了

托派分子多伊彻在《先知三部曲》中认为伏龙芝是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然而从伏龙芝去世前后的历史可以看出——伏龙芝军改的人事任免不光把托洛茨基及其小弟跟班在红军中赶尽杀绝，对于季诺维也夫的打击也丝毫不留情面。

伏龙芝1924年建议把伏罗希洛夫从北高加索军区调任为莫斯科军区司令，在1925年取代托洛茨基职务后又把伏罗希洛夫提升为副手兼莫斯科军区司令。

伏龙芝的操作无异于把工农军队中最强大的部队、苏联国家最核心的中枢交到斯大林的“察里津集团”手中。

喜上眉梢的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山羊胡子爷爷）、斯大林，20年代布尔什维克党内派别吃鸡大赛中斯大林集团的胜利离不开伏龙芝的大力帮助。

苏俄另一大中枢要地列宁格勒历来被认为是季诺维也夫的“封地”，工农红军中的季诺维也夫派领袖拉舍维奇亦长期在列宁格勒军区活动发展。

1925年伏龙芝任命沙波什尼科夫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而将拉舍维奇任命为副司令。

伏龙芝提拔沙波什尼科夫执掌列宁格勒军权，对季诺维也夫一派的致命打击在1925年底-1926年初的斯大林-布哈林集团与“季加新反对派”斗争中充分体现出来了。

十四大之后，列宁格勒党组织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莫斯科派去了一个大的代表团，其中包括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基洛夫，稍后还派去布哈林。

但令人吃惊的是，两派之间的分裂已经深化到当基洛夫来到列宁格勒时，竟然没有给他一个栖身之处；对来自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们，也不提供与当地共产党员会面的场所。

基洛夫抵达初期是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沙波什尼科夫为他提供了住处，沙波什尼科夫还给这些莫斯科的来客提供了合适的讲演厅。

来到列宁格勒的这些人召开了数十场群众集会，集会上宣传了十四大的决议，并谴责了季诺维也夫及其支持者的行径（不过工人们，特别是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们强烈反对来自中央使者的干涉，当局为了保障该厂的秩序甚至调去了军队)。接着召开了州的党代表会议，会上布哈林做了主要报告（而他正是季诺维也夫的主要反对者）。

谢尔盖·基洛夫成了列宁格勒党的新领导人。

——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第32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