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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杨得志、杨勇将军收到一封求救信。这封信的署名竟是两位将军曾经的手下，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中担任过一师一团的团长。当时大家都认为这个团长已经牺牲了，几十年过去了，没想到他还活着。杨得志、杨勇收到信后，又惊奇又激动，立刻写了一封信，按照地址寄了回去。可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消息传回来。
直到1971年的一天，一位老人来到济南军区大院，开口竟说自己是红军一师一团的团长，要求见杨得志司令一面。老人衣衫褴褛，站岗的哨兵几番打量都不相信他曾是团长。天无绝人之路，杨得志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刻把老人请到家中热情款待。这个老人，真的是曾经的红军团长吗？
1934年9月，国民党围剿军队向中央革命腹地发起全面进攻。红军领导出现左倾错误，红军8.6万人的主力队伍被迫战略转移，开启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路途遥远而漫长，红军需要爬雪山、过草地，为了抵御寒冷，红军爬雪山的时候，每个人发一个辣椒，冷了就咬一口辣椒。过草地的时候，因为干粮不够，就吃野菜、树叶、树皮进行充饥。
这是红军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他们不仅要面临敌人的追捕，还要克服诸多生存上的困难。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也是最考验人的时候。8万多名红军战士心连着心，一起攻克难关。红军渡过湘江后，队伍人数从8.6万锐减到3万多人。1935年党和红军的命运迎来转折点。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增选毛主席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至此，中国道路前途一片光明。
而在长征中艰难生存下来的每一位同志，他们互相之间都形成了过命的交情。不论上级还是下级，他们都把彼此看成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而在这群红色人群队伍中，有一个名叫李祥的团长。长征刚开始的时候，李祥入编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先后担任过班长、排长、连长。李祥的上级领导就是杨得志将军。
当时杨得志是一师一团的团长，李祥还只是营长。后来杨得志上任一师师长的时候，李祥就担任一团团长的职务。而这位李祥团长，其实真名还不是李祥，而是“侯礼祥”。20世纪初的时候，侯礼祥出生在湖北荆州。侯这个姓氏本来也就少见，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文王时期。在春秋战国的时候，侯氏的先祖从晋国逃亡到别的国家。
相传，这一支流亡的侯氏一族，乃是3000年前的周文王后裔。到近现代，侯氏广泛分布于山西、河南、河北一带。侯礼祥就出生在湖北荆州江陵侯垱村。侯礼祥小的时候，家境还算过得去。不过中国那些年动乱非常，民不聊生。像侯礼祥家这样的小家庭，也没能幸免。由于医疗落后，侯礼祥父母双亲离世。侯礼祥不过才十几岁的年纪。
侯礼祥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人。他流浪到湖北荆州。因为营养不良，身材瘦弱，没有东家愿意收留他。这是侯礼祥第一次感到人生无比绝望的时刻。有天，他偶遇到另一个气概，这个乞丐好心为侯礼祥介绍了一个招待所服务员的工作。侯礼祥这才混到了一口饭吃。
在招待所打工的日子，恰巧碰到了红军的队伍。侯礼祥小时候也曾读过一些书，他懂得国家现在正在进行革命。思索一阵后，他就打算加入红军的队伍，跟着红军打天下。1929年，侯礼祥辞掉自己的工作，加入了红军队伍。侯礼祥在红军中凭借两个优势迅速获得领导青睐，第一个优势就是识字，因为读过书，识字对于侯礼祥倒是不难的。
第二个优势，就是他事事愿意冲锋在前，浑身是胆。也就在侯礼祥加入红军队伍没多久，就被光荣吸纳为共产党中的一员。当时参加红军革命的时候，大部分人也都没什么文化。侯礼祥向大家介绍的时候，也是说自己是“礼祥”。大家几乎也都认为他姓李，名祥。久而久之，大伙儿就称侯礼祥为“李祥”。
侯礼祥觉得没什么大问题，既然大家叫得顺口，不管叫李祥还是侯礼祥，也就无所谓了。1934年，红军开始被迫转移根据地，漫漫长征开始了。长征开始的时候，侯礼祥就已经得到杨得志的赏识，成为一团营长。侯礼祥做事认真谨慎，严格执行上级任务，杨得志也对他极其信任。
1935年，红军准备开始渡过大渡河。时值雨季，大渡河水位暴涨，红军队伍不敢贸然过河。国民党的队伍在对岸切断了我军的道路，阻碍我军前行。为了破除敌人的奸计，我军开始执行强渡大渡河的计划。杨得志集结了18名战士，组成了一个渡河敢死队。其中一人就是侯礼祥。这18名战士把生死置之度外，冒着枪林弹雨开始强渡大渡河。
敢死队勇猛的气势很快奏效，我军抢占先机，占领了对岸。侯礼祥的英勇表现得到杨得志的极大赞誉。在此后长征道路上，只要是遇到需要冲锋在前的任务，侯礼祥总是积极踊跃报名的那一个。他这种大无畏精神也深深感染到了杨得志。然而在红军进入陕西境内的时候，侯礼祥不幸负伤，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右腿。
他依然坚强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杨得志荣升师长职务后，也立刻提拔侯礼祥成为一团团长，足见杨得志是十分信赖侯礼祥的。不过在长征整个过程当中，侯礼祥的名字一直是用李祥登记在册。所以在红军过长征的名单中，有李祥而没有侯礼祥。这也成为了后期侯礼祥找寻组织的一大阻碍。
红军在陕西胜利会师后，侯礼祥被安排到后方医院进行休养。等到他的伤势稍微好些了以后，组织又为他安排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据侯礼祥本人晚年回忆，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侯礼祥受到了首长们手把手的教导，不仅得到了很多思想教育，还学到了很多知识。
之所以说这是侯礼祥人生中最快乐的时间，是因为从这之后，侯礼祥的人生轨迹开始走向下坡。1939年，侯礼祥在一次任务再次身负重伤，连带着之前的旧伤一起发作，侯礼祥被转移到了后方，年底到达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
然后侯礼祥就遭遇到了人生中最低谷的事情，就是他的所有证明，包括军官证、残废军人证明等重要的证明，全都被小偷盗走了。当时的中国和现在不一样，现在的人民所有信息都是可以联网查询，只要输入一个有效的信息，所有身份信息都可以展示出来。
可在当时，一旦这些证明丢失，那么对于侯礼祥来说，他就彻底沦为普通人了。他也与中共组织彻底脱钩。证明刚丢失的时候，侯礼祥没有立刻去寻找。因为一旦大张旗鼓地去找寻这些证明，弄不好就会暴露自己地下党身份这一事，会给组织带来极大损失。他只能隐姓埋名，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残余反动派在中国兴风作浪。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国家出动专门的反革命组织。1959年的时候，侯礼祥因为身份不明，被定位错误，遭到严重打击。这是侯礼祥人生中第二次绝望的时候。侯礼祥一再解释说明自己是红军团长，但因为拿不出证明，被人误以为是反革命人士。
杨得志二人即刻写了一封信回复过去。侯礼祥不久后收到杨得志的来信，他拿着这封信高兴得向当地干部展示，但是事情并没有像侯礼祥想得那般好。当地组织拿到这封信后，不仅没有洗清侯礼祥的身份，反而认定他伪造首长的信件。侯礼祥被看押得更紧了，每次侯礼祥写给杨得志的信都被扣下。
杨得志那边也就再没有得到侯礼祥的消息。1971年，侯礼祥被送往林场改造。侯礼祥再次在报纸上看到杨得志的消息。老团长寻找组织的心再次被点燃，他决定冒险到济南去，亲自找到老首长。
就这样，侯礼祥独自一人跋山涉水来到济南，终于来到济南军区大院门前。军区站岗的哨兵看到眼前衣衫褴褛的老人，还以为是附近的乞丐。侯礼祥激动地表示自己要见杨得志司令。哨兵思虑片刻后，把侯礼祥带到招待室。杨得志一听说有个老兵来找他，赶紧专程过来。一下车，杨得志就认出老兵侯礼祥。两人热泪盈眶地拥抱在一起。
侯礼祥几经波折，也总算得偿所愿，见到了杨得志。杨得志听说他当下的处境后，心下一片苍凉，速命人帮侯礼祥补发身份证明。侯礼祥家乡县委也一同为侯礼祥洗清多年的冤屈，证明了他是红军团长的身份。在济南的几天，杨得志热情招待侯礼祥，临走的时候还给了他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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