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夏的一天，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乞丐站在位于济南市的济南军区司令部大门口。

他衣衫褴褛，头发乱得就像杂草堆，浑身脏得就像刚从煤堆挖出来，身上的气味就像在垃圾箱里刚住过半个月。

“同志，我是杨得志司令的老部下，我想见见他。”老乞丐可怜巴巴地向年轻的卫兵说道。

这位战士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站在他面前的这个老乞丐真的曾经是杨得志将军麾下的一员勇将。

他是飞夺泸定桥的十八勇士之一。

他在腊子口救过杨得志上将的命。

他是红军的团长。

他是延安中央警卫团的副团长。

如果没有意外，他在建国后应该被授予中将军衔！

那么，这位英雄到底是谁？

他因何沦落成了“乞丐”？

他的命运会因为找到杨得志上将而改变吗？

“李祥”

侯礼祥是湖北江陵人，1912年生人，上过4年私塾，在当地也算个文化人了。不过在他十几岁时，父母就相继去世，他只能自己出去闯荡，找条活路，碰巧遇到我党的同志看他可怜，接济了他，他就开始跟着干革命了。

侯礼祥

1928年，他到了江西根据地，转年就加入了红3军团，但登记的名字是“李祥”，这是为啥呢？

因为他在老家侯家台时，周围都是亲戚，全姓侯，大伙干脆都省事，直接喊名字。侯礼祥也一样，被人叫作礼祥，他参加革命时，也说顺了嘴，所以战友们一直以为他就叫“李祥”。

1928年3月，他入了党，介绍人是他的连长~彭绍辉（上将）。

彭绍辉上将

侯礼祥别看个子不大，但打仗挺狠，在红军开始长征时，他已经是红1方面军1师1团的1营长，他的团长就是杨得志（上将）。

杨得志上将

在我军的部队序列中，凡是占“1”的部队都是精锐，杨得志的1团在中央红军长征中干的都是尖刀的活，而侯礼祥带的1营则是尖刀的刀尖。

杨得志同志十分肯定地记得是1营干部战士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而带队的营级干部就有侯礼祥。不过，因为当时战斗频繁，军史把18勇士误记为17勇士，1970年代，侯礼祥和杨得志吃饭时，为了这个事还拍桌子发过火。

在红军北上陕北的最后一次大战~腊子口之战中，侯礼祥把负伤的杨得志从火线背了下来，然后哥俩拜了把兄弟。

侯礼祥是个挺乐观的人，大大咧咧。长征快结束时，他有一次帮红1军团宣传部的一位领导用石灰刷标语。领导笑着夸他的字不错。

他来了一句：“我是光写白字呀！”

领导疑惑：“你这字写得没错呀？”

侯礼祥哈哈大笑：“邓部长，这石灰写的字都是白的呀，你写的也是白字！”

小平同志闻听也跟着哈哈大笑：“你这小子挺会讲话嘛，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祥’！”侯礼祥大大咧咧地回了一句。

小平同志

长征中，侯礼祥负伤5次，有一次子弹打穿了脖子，有一次右腿差点给打断了，等红军胜利会师后，他就在瓦窑堡的医院躺了一阵子，扥伤好了后，他当上了红1师13团的团长。这时候，杨得志已经调任红2师当师长，侯礼祥的新领导是师长陈赓（大将），政委杨勇（上将）。

杨勇上将

1937年，侯礼祥被调到延安“抗大”学习，过了几天难得的轻松日子，文化水平提高了不少，认识了很多新战友。

有一次吃饭的时候，他把打饭的饭勺藏了起来，气得一位战友把他帽子扔得老远，然后趁他捡帽子的时候，抢过了饭勺。侯礼祥也不吃亏，跑回来又把这位战友的帽子扔得老远，这下把光着脑袋的许世友（上将）气得粗眉倒竖，直瞪他，死也不给他饭勺，逗得其他战友哈哈大笑。

许世友上将

“抗大”毕业后，1938年初，侯礼祥开始在延安担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负责保卫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他离开警卫团后，杨得志还记得毛主席问过“‘李祥’去哪了？”

1939年初，在一次战斗中，他的大腿再次负伤，延安的条件艰苦，治疗得也差点，伤是好了，但行军打仗是没戏了。于是，组织上安排他回到地方工作。

当年底，他到了武汉“八办”，叶剑英同志接见了他，并把他介绍给我党在湖北的地下组织。随后，他被安排到老家江陵县，中心县委书记是魏西同志，负责接收了侯礼祥的所有组织关系。

身为红军团长，也算是衣锦还乡，但是老家却是日本鬼子占领的“白区”，侯礼祥没法透露自己的身份，只能把身份证明、残疾军人证放在从延安带回来的皮箱里，藏在床底下。

组织上对他有段考察时间，所以有一年没安排工作，所以他只能娶个老婆，开个牌馆先把日子过了。

好巧不巧，牌馆的人太杂，他被贼盯上了，皮箱也丢了，证明文件也都没了。侯礼祥气得把牌馆关了，3天就吃了一顿饭，原来打算伤养好了，拿着证明文件再回部队，现在可好，自己成了“黑人”，以后可怎么办？

“汉奸”

侯礼祥正郁闷的时候，组织上给他安排工作了。魏西同志让他以“侯文彬”的身份去监利县朱河镇“客串”“伪联保主任”，以便和当地的地下组织联系上，好打入敌人内部。

侯礼祥二话没说，把老婆往家里一扔就去了，可干了没几个月，当地被我党争取过来的伪县长叛变了，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侯礼祥和其他同志奉命隐蔽，他也从此和组织上彻底失联，只能回到侯家台继续过老百姓的日子。

而组织上按他“李祥”的名字也没能再联系上他，于是就把他列为了“烈士”。

新中国成立后，侯礼祥觉得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就跟乡亲们说出了自己红军团长的身份，还经常讲长征中的各种战斗经历。但是，他没有证明呀，大伙也就认为他在吹牛，甚至把他当成了神经病。

侯礼祥本来就嘻嘻哈哈，也没把大伙的看法当回事，可过了几年，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呢？

他当过“汉奸”呀！

于是，侯礼祥成为了被专政的对象，他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当时，“专政对象”也就是在组织上登个记，并没有强制措施，不过，侯礼祥心里还是老上火。

1961年9月，他无意间从旧《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老领导杨得志和杨勇被授衔的报道，简直是喜出望外，连忙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希望能军委能帮忙请两位首长为他证明一下。

几个月以后，喜闻他没死的杨得志和杨勇两位将军都给他写了亲笔信，侯礼祥嚎啕大哭。他按照来信的地址，又给两位领导写了“求援信”，同时把过去共同的革命经历也写了，方便领导鉴别他的真伪。随信，他还写了描写强渡大渡河的诗。

信发出去以后，侯礼祥琢磨有这两位名震天下的将军给自己做主，真相终于可以大白了！

但是，结果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他拿着两位领导的亲笔信找到公社干部时，大伙怎么也不相信眼前这个长相都可以说有点“狰狞”的干巴老头和共和国的将军有关系。所以，他仍然被当成神经病。加上朱河镇的乡亲们还记得他当伪联保长时的“丑恶嘴脸”，于是，侯礼祥成了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从此，他和杨得志和杨勇的联系也断了。

1971年5月份，在林场改造的侯礼祥已经年近六旬，他是恨死当初的那个小偷了，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再也说不清了。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

有一天，他又看见了《人民日报》的一则消息：杨得志担任了济南军区的司令员。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侯礼祥心里油然而生：我要去济南找老首长！

可从湖北到山东可谓千里迢迢，一穷二白的侯礼祥该怎么去呢？

老乞丐

侯礼祥不愧是老红军，在花甲之年又拿出来当初长征时的那股不怕死的劲头。

他从林场偷偷跑出来，徒步走到了50多公里外的沙市，用身上仅剩的2毛钱吃了一碗面后（1毛钱吃面，1毛钱当了粮票，饭店服务员看他可怜，没和他计较），搭上了去武汉的渡轮，管理员看他可怜也没找他收船票钱。

到了武汉，这只是长征的第一步，从武汉该怎么去济南呢？

没办法，侯礼祥豁出去的，60岁的老头子开始“扒火车”！

他当时都是从小车站扒敞篷的货运列车。这个货车虽然开得不快，但爬上2米来高的车厢也绝对是个技术活，小伙子都不见得能爬得利落，可侯礼祥就行。

货车的速度不快，但时速也超过了50公里，在车厢里吹一路风可不是好玩的。而且侯礼祥只能在晚上扒，大半夜经常把他冻得缩成了一团。

路上他要是饿了，就找当地的老百姓要口饭吃，实在不行，他就在田里摘几根黄瓜充饥。但是侯礼祥很诚实，还保留了老红军的作风，拿完黄瓜，还用树杈在地上给老乡留个言，告诉人家自己是谁，拿了几根黄瓜，等胜利之后一定赔偿，然后划拉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就这么一路实打实的风餐露宿，60岁的小老头终于一路“扒”到了济南，当他来到军区司令部门口时，就发生了文章开头时的一幕。可像他这样一个身份不明的邋遢乞丐，卫兵战士怎么敢随便通报给司令呢？

侯礼祥没办法，一直在大门口软磨硬泡，卫兵只能联系了值班室的刘文书。刘文书听了侯礼祥的自我介绍后，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当时天色已晚，就先把他安排到附近的旅馆住下。

侯礼祥回忆当天他自己要求住了大通铺，结果睡觉时，他的臭脚把一屋子人都熏跑了，等服务员把他叫醒下床时，他躺过的床单上留下了一个人形大黑印。

第二天一早，刘文书向杨得志汇报了情况，杨司令闻之一惊，不过为了稳妥起见，他让刘文书亲自去找侯礼祥，看看他带没带过去的信件或者是证明材料，并且让他写一份情况说明，把往事写清楚，以便看看这人到底是不是“李祥”。

杨得志

侯礼祥的证明材料早就丢了，而且是偷着跑出来的，身上啥都没有，只能写情况说明。他寻思了大半天，写下了在1935年9月，他奉命保卫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的事情，同时重点提到了周总理对他和杨得志的殷切期望。他的这段回忆后来被江陵党办整理出来，在解放军的《星火燎原》发表过。

当杨得志看到这份情况说明，并对比了侯礼祥过去来信的字迹后，命令刘文书：“跑步去把他给我叫来！”

当天晚上，在军区第一招待所里，杨得志司令带着好几位年轻的军长一块陪侯礼祥喝了一个天昏地暗。

后面的几天，杨得志让一位参谋带着侯礼祥在济南参观游览散散心，在他走之前，又他准备了吃喝穿戴两大包礼物，还有100元现金（当时的县委书记月工资也就几十块钱）和20斤全国粮票。

更重要的是，参谋交给他一封杨得志的亲笔信，让他一定转交给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中将），让曾司令帮助他找当地政府来恢复他的名誉和老红军身份。侯礼祥一听就问了一句：“是不是打腊子口时，我那营的副营长？”一句话把参谋听得目瞪口呆。

曾思玉中将

1973年12月，毛主席命令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杨得志就是和曾思玉对调，然后当了武汉军区司令员。

1974年4月，杨得志视察到荆州，想起来好久没联系的侯礼祥，就问了荆州军分区的司令员粟侠辉一句：“侯礼祥在哪呀？”

老红军

粟司令被问得一头雾水，然后赶快安排人联系江陵县，随后一通折腾，终于找到了侯礼祥。当天晚上，杨得志、军分区的领导、江陵县的领导一块在军分局招待所等着他吃饭。

等看见侯礼祥的时候，杨得志拉着他的手向大伙介绍到：“在长征中，我负了伤，就是他把我背下来的！”随后，餐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但吃饭时，杨得志拍了桌子。他为啥生气呢？

杨得志

因为侯礼祥的事没解决。

为什么没解决呢？

因为当地组织部门没有接到上级的指示，没有依据给侯礼祥恢复名誉。

听了当地领导干部的说明后，杨得志也消了气，嘱咐要按组织上的程序抓紧办理侯礼祥的事情。

为了侯礼祥这个事，杨得志、杨勇、魏西、宋任穷等几位老领导都提供了证明文件和帮助。

杨勇上将的证明信

杨得志上将的证明信

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开具的文件

魏西同志的证明信

侯礼祥的老红军团长身份终于得到了恢复，他还被定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并享受每月40元的补贴和医药费报销的待遇。乡亲们终于相信他的话是真的，老头子也终于可以在家乡名正言顺地给晚辈们将革命故事了。

1991年，侯礼祥老人病逝。但他的英雄事迹，以及战友们和他之间的深厚革命情谊将永世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