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巴德玛（上）

引言

巴德玛是鄂托克前旗草原上最早觉醒的蒙古族妇女，投身革命以后，不论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还是在和平环境里，她都积极工作，始终坚持信仰。她和一些蒙古族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参加学习，和同志们一起深入草原，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与敌人机智周旋，为党和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布拉格草原绿草如茵，鲜花盛开的季节里，伴着嘹亮的哭声，一个女孩呱呱坠地。母亲诺敏给她的掌上明珠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巴德玛。巴德玛从小聪明懂事，放羊、挤奶、扫粪，做家务都是一把好手。大家都很喜欢她。

巴德玛的爷爷在草原上深受大家爱戴，他常常为当地牧民鸣不平，让那些封建王公不敢肆意欺压百姓，这给巴德玛从小的心灵种下正义的火种。

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委派李占胜、高义德等政治工作人员来到三段地，住在姚仓家，以蒙民招待所为掩护开展党的民族政策宣传工作。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也吸引了一些蒙古族进步人士，巴德玛就是其中的一位。

一天，巴德玛一边放羊一边纳鞋底，看到好朋友傅银花向她走来，说：“听说三段地有个识字班，不光教人识字，还能听到许多新鲜的事，你去不去？”巴德玛说：“我也听说了，正想找你呢，我给阿妈说一声，咱们一起去。”在三段地工委，巴德玛和傅银花学到了很多的革命道理，知道了八路军是为人民做事，替穷人说话的。他们组成了一个联络组，联络点就设在傅银花的家。

红色“1+6”

各种势力在鄂托克西部草原上横行，他们修建据点，建立防御工事，欺压老百姓，强征马匹，抢夺牛羊和粮食。鬼子、伪军、土匪还有一些地方势力，他们走在哪里，都是鸡飞狗跳，不得安宁。巴德玛的家里也同样遭到敌人的掠夺，家里没有了粮食，靠挖苦菜，揪沙葱和着风干的死马、死羊肉过日子。更为不幸的是爷爷和爸爸这两位家里的顶梁柱相继去世，让这个贫穷的牧民家庭雪上加霜。敌人的暴行，激起了草原牧民们的仇恨，三段地工委的地下党向一些进步青年宣传当前形势，动员他们起来反抗。巴德玛也逐步走向革命道路。“七七事变”爆发，巴德玛和一些进步青年去定边参加了抗日游行，让他们更加坚定信心，觉得只有跟着共产党，穷人才能翻身。

巴德玛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她和傅银花常常一起聊天，她们非常向往延安，想去当红军。她把这个愿望告诉了母亲，母亲说：“女儿呀，咱穷人就是穷命，认命吧”。巴德玛就给母亲讲她在三段地工委听到的新鲜事。母亲担心地说：“女孩子家的，出去抛头露面，人家会笑话的。”巴德玛耐心给母亲讲：“如果我们不去反抗，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母亲答应了她的请求。

她和杨宝山、贺什格达赖，六斤、乌力吉扎尔嘎拉等一批蒙古族进步青年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奔赴延安。而傅银花却因为家里极力反对没有成行，巴德玛成了伊克昭盟地区唯一在延安求学的女青年。党中央组织部的同志见到他们后，希望他们留在延安党校学习，一起同去延安的个别同伴对组织的安排有些不理解。他对巴德玛、杨宝山说：“学那个政治、文化有什么用啊？还不如扛着枪直接回家闹革命痛快！”杨宝山和巴德玛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觉得党中央这么重视少数民族工作，自己的文化程度不高，政治水平也不高，需要好好学习，将来能够报答党和人民，是件很光荣的事。经过他们的劝说和组织部同志的开导，他们一起去了延安桥儿沟，住进了延安党校，编进了民族班。

延安的一切都让巴德玛感到新鲜和稀奇，她穿起了灰布制服，戴上八角帽、扎着腰带，剪掉了陪伴她多年的长辫子，脱掉了长袍，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窑洞前的小院就是课堂，墙壁上挂着小黑板，每人发一个小板凳，大家坐在院子里认真听老师讲课。对于边远落后的牧区的蒙古族妇女来说，能在延安的最高学府参加这样的学习，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巴德玛很珍惜。巴德玛只在家乡学了几个字，到了这里感觉自己学习起来很吃力，课后，她总是虚心地向别的学员请教，她的理论水平和军事技术提高很快。这一年里，他们学习中共党史、游击战争、统一战线、民族战争等知识，还参加军事技能训练，巴德玛如饥似渴地探索革命理论。她和学员们一起参加劳动，自己纺纱织布，捻毛线，开荒种地，在延河边自由自在地散步。她还和学员们一起看电影，打排球，参加了文艺宣传队，学习紧张而又生动，让她几乎忘记了一切。

年迈多病的母亲在家乡日日盼望自己的独生女儿能早点回来。逢人就捎话，她很想念女儿。正在学习的巴德玛，得知母亲生病的消息，吃不香，睡不着，不知该如何是好。她向领导汇报思想：”我受到党的教育，学习了革命理论，应该对党有所作为。可是母亲的来信让我坐卧不安。领导让她静下心来坚持学习。

一边是学习，一边是母亲，她都难割舍，无奈之下她又去找领导：“从我的家庭实际情况来看，继续留在延安有困难，我打算回到家乡闹革命。”领导答考虑再三。答应了她的请求。

回到家乡，她积极向乡亲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许多进步人士向她靠拢，她的家就成了秘密宣传点。

她带领苏力克木、巴音敖其尔、丹德尔，那仁特古斯等进步人士来到定边，受到三边地委书记高峰的热情接待。三边地委的领导向这些进步人士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还和他们结为兄弟。巴德玛代表边区人民给力克木、巴音敖其尔、丹德尔，那仁特古斯摆上羊背子，用蒙古族的最高礼节热情款待他们。

红色“1+6”

有一回，巴德玛穿着灰军装从定边回到布拉格探望母亲，乡亲们见了很是稀罕，都称她“红军巴德玛”。看完母亲后，巴德玛急切地来到傅银花家，打算看她曾经的好伙伴。可惜的是，傅银花家大门紧闭。母亲告诉巴德玛，傅银花如今成了齐恩诚的第三房姨太太，穿金戴银，吃香喝辣。巴德玛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就和我党地下工作者商量应对办法。于是，根据上级的指示，巴德玛就将计就计，说自己受不了苦逃跑回家的。

果然有一天，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地方头目章文轩想敲诈巴德玛，就把巴德玛和她的丈夫宝日浩道抓去。章文轩问：“你跟红军有什么关系？你的亲戚和红军有什么关系？”巴德玛说：“我是参加过红军，可是那里太苦了，我就逃跑回了草原”。章文轩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消息，急红了眼：“你们家有哪些财产？”巴德玛说：“我家都穷得揭不开锅了，野外有一匹瘦马，一头牛，家里有患病的老母亲和我。要打有屁股，要站有两条腿。”章文轩觉得问不出什么，又没什么油水可捞，认为巴德玛就是一个红军的逃兵，打了夫妻俩几鞭子就放了他们。

从此，巴德玛的革命意志更坚定了，与革命队伍的联系也更密切了。革命宣传工作也更加秘密而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