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毛泽东从一个勇敢的民族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虽然自己立足于囯内。但，支持恰同学少年们出洋留学。
1918年6月，恩师杨昌济于北京来信与学生毛泽东：
1912初，由众多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教育界人士，如，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吴玉章等人，他们发出了在北京组织“留法俭学会”的倡议，鼓励青年才俊以低廉的费用赴法国留学，达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的，以图彻底的改良中国社会。
此信，令毛泽东大受启发，深以为然，认为这是一个救国之良策，随即同何叔衡、蔡和森、萧子升等组织召开“新民学会”会议，商讨此事。经过大家热烈的讨论，最后一致认为：
赴法留学意义重大，必须尽快做好筹备工作，并推举蔡和森、萧子升专负此责。
“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同志来，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才智学业最为同学所佩服。”
在留学成为时尚、甚至是时髦之时刻，毛泽东秉持首先要了解中国，然后，才能更好地学习外国的态度，无论是当时，还是时下，都足可谓是惊世骇俗的。这也是他最终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卓越的真知灼见。
对于南方青年而言，北方的冬天来得似乎格外的早，寒冷异常。北京的生活费比长沙高许多，他们不得不以玉米糊、窝窝头、咸菜等度日；就买煤烧炕一项，就足以掏尽每个人的腰包，每人若能买上一件棉大衣，那是奢侈的不得了的事情。
众人中，毛泽东最忙，为了落实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之事而四处奔波。据说，毛泽东还因生活窘迫，三九天只好靠经常吸烟和吃辣椒御寒。
蔡元培写了张条子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说：
“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他在图书馆。”
毛泽东后来追忆道：
“我的工作很糟，人们都不愿意跟我讲话。”
是的，在人们的眼中，图书馆助理员是微不足道的、是被人瞧不起的职位。谁愿意去搭理这个来自湖南的“土里土气”的青年呢？
为了开展湖南的群众运动，迅速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保持他们的斗争热情，也为自己的政治主张能昭示天下，毛泽东觉得，在长沙办一个专刊很有必要。于是，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横空出世。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撰写的最重要的文章，就是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文中，他礼赞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论述了人民必须联合、团结、组织起来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第二次来京的目的——争取全国、特别是北京各界的名流对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支持。因此，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一经来到北京，就立即和湖南代表团成员一起奔走呼号。
这次“驱张”活动，各种“驱张”的电报、通电和新闻，雪片般地飞向全国，毛泽东的名字也频繁地出现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湖南的“驱张”运动，以学生们的胜利而告结束，毛泽东的领导能力、毛泽东的政治诉求，通过这次运动，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和重视。
毛泽东再次来京，这让苦苦思念的杨开慧热泪长流。天涯海角热恋的一对，终于又可以形影朝夕了。激动之余，杨开慧炽热而真挚的感情告白，一行行地跃然于纸上：
“不料我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爱他。”
在埃德加·斯诺记载在《西行漫记》中。
毛泽东如此表白：
“到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5月5日，27岁的毛泽东来到上海，在位于安义路上的一幢两层小楼上住了两个月。刚到上海三天，即5月8日，他就和旅沪的“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会面，商讨送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员大事。
此时此刻，陈独秀同李达、李汉俊等正在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多次前往老渔阳里2号，与陈独秀促膝长谈。
毛泽东后来向埃德加·斯诺追忆道：
“我第二次来到上海之时，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1921年7月，毛泽东第三次来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一大。他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成持重、沉默寡言，虽“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
那一时刻，如此年轻的毛泽东就曾向好友萧子升信心满满地预言道：
“假如我们努力奋斗，再过三、五十年，共产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
以三十年后的1951年为例，苍茫大地己给出了答案——毛泽东主宰中国的沉浮。
谨以1951年4件大事为例：
1、1月2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朝鲜战场上首次与美国空军激战。
2、2月18日：中央提出“三年恢复，十年建设”之规划。
3、5月21日：与巴基斯坦建交。
4、8月15日：周恩来重申中国对南沙的主权。
补叙一段佳话：
出国留学需要一大笔资金，即使采取半工半读的最省钱方式出国也仍然如此。
此事并没有难倒毛泽东，毛泽东求助他的恩师杨昌济先生。杨昌济将毛泽东和蔡和森引荐给自己的挚友，当时在北洋政府中颇有影响力的章士钊先生，他在信中写道：
“吾郑重语君：毛、蔡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须先重二子。二子当代英才，望善视之！”
毛泽东拿着杨昌济的信只身赴章士钊处，简短寒暄后，直白来意，章士钊当即许诺帮忙，随后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不久便募集了大洋两万块。毛泽东在回忆里写道：
“1920年5月到了上海后，我才知道（章士钊）已募有一大笔款子（两万银元）资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革命。”
资料载：
【两万大洋相当于现在的150万左右的人民币】
章士钊的慷慨义举，主席一直铭记于心——据章士钊女儿章含之回忆：
“1964年初，主席读完英文之后，要我陪他在寒风中散步……主席突然我：‘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欠了他一笔债还没还呢？’我以为主席在开玩笑，我说父亲没有讲过。要是主席欠债，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主席却很认真地说：
‘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早该还了！’主席说：
‘你回去告诉行老，从现在始，我还他这笔欠债，一年还2000元，10年还完
2万。’”几天之后, 章士钊果然收到了主席派秘书送来的第一笔钱2000元。章士钊要女儿转告毛泽东说不能收此厚赠, 并说当年这些钱都是募捐来的。当章含之把父亲的话带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笑了：
“你也不懂，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
1971年春节, 主席见到章含之时突然问：“今年的钱送去没有？”当得知两万元已还清没有再送时, 毛主席笑着对章含之说：“怪我没说清, 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 哪里能真的10年就停, 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 就这样还下去, 行老只要健在, 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
就这样，毛泽东一直用自己的稿费偿还，直到章士钊1973年去世。
二、马克思主义成了毛泽东的终生信仰。
旧中国主权沦丧，吏治腐败，生灵涂炭，中华民族灭种之危迫在眉睫。为救亡图存，毛泽东苦苦探索。在读书求知与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最终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少年中国说时的毛泽东“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列强的碾压，军阀的顽固，社会的反动，使他痛如切肤：“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他立志，寻求一条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之路。
毛泽东对民族处境万分忧虑，他仰天长啸：“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
1915年5月，为抗议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人们将5月7日确定为“国耻日”。毛泽东愤然挥笔疾书：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以此表达对袁世凯卖国行径的极大愤慨，勇担当、雪国耻之豪情，跃然纸上，溢于言表。毛泽东认为要救国，青年人要堪当大任，立大志，关心世界大事。他号召大家共同行动，彻底改造旧中国。
封建文化是中国人民的思想桎梏，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根源。毛泽东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必须先摧毁旧文化，使封建文化抽心一烂；大破大立，移风易俗，开启民智，刮骨疗毒，再造中华民族崭新的文化图腾——“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文化，是一个民族大脑里的芯片，毛泽东对旧中国腐朽落后的反动封建文化深恶痛绝，他尖锐的指出：
“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大力不易摧陷廓清”。特别是1919年11月，长沙发生赵五贞女士抗婚自杀事件，社会反响剧烈。毛泽东连发10篇评论文章，抨击反动的封建文化和由此孽生的封建制度，他大力宣传新文化新思想。
1919年7月，毛泽东任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该报旗帜鲜明：
“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创刊号共发表25篇杂文，22篇毛泽东主笔。毛泽东不遗余力批判旧思想、旧文化，不遗余力地宣传民众的联合力量——试图把散沙拧成钢丝绳。号召人民以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精神去冲破封建文化的罗网。毛泽东烈火般的工作热情启发了民众的思想，激活了民众的觉悟，也促使他自己的头脑得到武装，从而探寻出一条正确的救国之路。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必须联合志同道合者共同奋斗。那一时刻，毛泽东结识了一大批青年才俊，他们“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架桥引路。
1915年秋，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发出“征友启事”，希望结交对学问、时政感兴趣，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朋友。
启事发出后，李立三、罗章龙等人立即响应。罗章龙还和毛泽东通信约见。1918年4月，毛泽东提议创立的“新民学会”在长沙成立，这是一个年青的知识分子的集合，是一个非常进步的团体，学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主旨，要求会员作到五不：
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
试图通过对旧中国个人品质的回天再造，重建个人操守，进而改造全社会。彻底的解决中国问题，学会成立后，毛泽东主张会员：
“都要存一个‘向外发展’的志”，走出去从实践中获取本领，毛泽东言行一致，他号召“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并于1919年1月在北京参加李大钊等指导下的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4月，毛泽东回到故里，“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了”。
不久，“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看到了革命的火种，于是，勇敢地站在领导湖南学生运动的最前列，与彭璜等同学成立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开展斗争。
在参加和领导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初步积累了经验，认识到了民众的伟力。但他也清醒地识到，运动虽然轰轰烈烈，但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还相去甚远，救国救民必须有科学的大道理加持。当然，也包括对自己的指引。
为了探寻真理，毛泽东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时事和社会的问题。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新旧思潮相互碰撞，他的思想也在快速的变化之中。
1910年秋，在湘乡，县立东山学校读书的毛泽东看到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赞同他们君主立宪的主张。
次年春，毛泽东考入长沙驻省湘乡中学后，阅览了同盟会的《民立报》，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的政治主张。
1911年他加入新军，参加辛亥革命，怀着浓厚的兴趣去探讨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潮。此后，毛泽东还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献，接受了进化论和民主思想。这一时期，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目不瑕接，甚嚣尘上，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毛泽东，那时候的毛泽东思想，“是自由主义、民权主义、民族主义、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理念的大杂烩”。
毛泽东在斗争实践中对不同思潮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和比较。各种主义主张处处碰壁的现实，令他逐步认识到要改变中国，必须有“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觅到真知方可。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疾风骤雨般的传播，毛泽东“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经李大钊介绍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他阅读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广泛地接触学者，研讨各种社会主义的学说。他参加北大哲学会、新闻学研究会和“平民教育演讲团”的活动，实地到长辛店调查，了解工厂生产和工人生活状况。
1918年的北京之行，是毛泽东的思想从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1920年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这一次他阅读到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籍，他的宇宙观、社会观和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从而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中革命量身定做的，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惟一正确之路。
从此，毛泽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秘密开展建党活动。正如他后来对斯诺所说：
“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如此，毛泽东终于完成了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