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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由并存到统一为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西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20世纪30年代，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西北红军和人民群众在甘肃东部与陕西中、北部交界地区创建的一块巩固的革命根据地。30年代中后期，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导致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相继丧失，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却在此时得到完整地保存并发展壮大，与陕北根据地一起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成为八路军三大主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毛泽东曾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1]“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落脚陕甘苏区后，毛泽东又指出:“陕、甘是我们的唯一可靠后方。”[2]
由此可见，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在南方革命根据地丧失殆尽的严峻形势下，“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无疑是长征中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必然选择，其承担落脚点也是历史必然性。除了“硕果仅存”的核心因素外，红军落脚陕甘，还是由于这块革命根据地具有足以落脚的其他方面重要的主客观因素，很值得进一步研究，以提供理论和经验借鉴。
长征是战胜人类极限的一次远征，也是考验党的智慧的一次远征。长征途中，行军转移、战事频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很不易，但是仍然召开了20多次会议，解决战略方向和路线、军事指挥权、重要战役战斗决策、编制序列、重大政策关键性问题。通过这些会议，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核心领导地位。经过长征淬炼的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向成熟，不仅带领中央红军摆脱了绝境，而且引领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革命根据地胜利会师，直至立足陕北，走上抗日的最前线，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伟大崛起。
在长征途中的20多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具有红军长征“加油站”的哈达铺会议是党中央在甘肃境内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确定了红军“到哪里去”落脚的问题，哈达铺是中央最后定下“到陕北去”的地点。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目的，就是在战略转移中创建一块能够使红军生存发展和北上抗日的新根据地。中央红军从苏区出发，到哈达铺之前，队伍到哪里去，一直没有明确。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军继续北上，9月17日突破天险腊子口。18 日，红军从哈达铺邮政代办所和其他地方找到一批《大公报》《晋阳日报》《中央日报》《西安报》等报纸。《大公报》刊载阎锡山的报告说，“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非赤化，完全赤化者有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8月1日的《大公报》援引国民党军第84师师长高桂滋的话，讲到了刘志丹红二十六军和徐海东红二十五军的行军状况。中央领导人从这些报纸上了解到陕北还有刘志丹和徐海东的红军，革命根据地依然存在，而且正处于蓬勃发展之势。当时中央红军总部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回忆写道:“这个消息给历经磨难，几近绝境的中央红军带来了历史性的契机，就像在茫茫的夜空中找到了指路的北斗。彭德怀高兴地对叶剑英说: 这张报纸来得太及时了，下一步就到陕北去，找刘志丹!” 20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率领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军委直属纵队到达甘肃宕昌县哈达铺。
9月22日上午，在毛泽东哈达铺“义和昌”药铺召开了中央领导人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形势，研究制定了有关红军今后的发展方向，初步决定与陕北红军会合。下午，中央又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向大家宣布了“到陕北去”的决定。这是中央红军自长征开始以来第一次提出明确具体的最终目的地。对于毛泽东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杨成武将军在《忆长征》中作了详细的记述：“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仅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沿阵地！”
由此可见，“到陕北去”的重大决策是在哈达铺首次提出来的，哈达铺作为红军落脚陕北“决策地”是历史史实，把包括陕北革命根据地在内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落脚点，是党中央在哈达铺作出的英明决策，是毋庸置疑的。
党在陕甘边的革命历史就是一部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壮大史。在南梁游击队基础上发展壮大的红二十六军，是党在陕甘边建立的第一支红军部队，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形成和发展的武装基础。在创建寺村塬、照进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经历多次武装斗争的洗礼，1934年10月，组建成立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11月，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又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红军部队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
1934年5月，国民党向陕北各游击队发动了第一次“围剿”，红二十六军全力支援陕北游击队取得重大胜利，游击队发展到20余支，1000余人，赤卫军达到2000余人。因此，在《大公报》上，就见到了这样的记载：“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万，编为赤卫队者二十万，赤军者二万。”证明了陕甘根据地红军部队和革命斗争的发展趋势。1935年，国民党又对陕甘地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协同作战，取得了胜利，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扩大到4000余人。红军作战水平和战斗能力了有了很大提高，不仅学会了打游击战、运动战，而且初步积累了阵地攻坚战的经验，红军主力的正规化建设也有了较快发展，为策应长征红军落脚陕甘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基础。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红军部队不断扩大的同时，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9月长征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使根据地红军人数达万人，并相继取得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的胜利，为彻底打破国民党部队对陕甘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奠定了基础。1935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到达陕西，在富县直罗镇地区对国民党军进攻，共歼敌1个师零1个团，俘敌5300余人，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1936年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于11月在甘肃环县山城堡地区，歼灭国民党胡宗南部第一军七十八师，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红军的“围剿”，巩固和发展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长征红军落脚陕甘创造了重要的军事条件。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认为，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群众才是真正的革命动力。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根据地领导人始终把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作为革命的根本目的，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广泛支持。
陕甘苏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实行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吸收工农群众参加并管理自己的政权，增强了陕甘苏区人民的民主意识，保证了苏区政府各项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对事关老百姓根本利益的事，苏维埃政府都高度重视，建立了严格的法规制度。习仲勋回忆说：“我们政权建立后，把廉政当作头等大事，志丹同志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我们定了法，贪污10块大洋就要枪毙。”他又说：“对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要求更严格，犯了纪律，犯了严重的错误，都要处分。”边区上下，从领导到基层干部，都做到了廉洁奉公，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赢得了民心，受到了群众的普遍赞扬和拥护。
从1934年开始，国民党政府调集西北军阀数万兵力先后3次对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群众武装，将根据地的粮食、农具、生活用具埋藏起来，将牛羊、牲口全部赶进山林，实行坚壁清野，袭扰敌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的一次又一次军事“围剿”，极大地保卫了苏区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每到一地首先走访群众，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的基本制度。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把关心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作为党和政府开展群众工作的基本方法，深入百姓生活，体察群众疾苦，了解群众诉求。群众见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亲切地叫他们：“老刘”、“老谢”、“仲勋”。传唱至今的数不清的陕甘民歌就生动地说明这一点，比如有这样一首：“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哥哥跟的是咱刘志丹。老刘站在山上喊一声，咱们千家万户齐响应。”[3]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回忆说，当年红二十六军一个连行军来到南梁一个只有三四户人家的小村子，连长想这么小一个村子，肯定住不下。正好刘志丹在场，就告诉他说：“你去吧，那个村子保险住得下，那村里有多少户，房子多少间，锅多少口，炕多少个，你们到那里去，煮饭睡觉都不成问题。”连长去一看一数，丝毫不差。这个连长就是后来成为共和国少将的孔令甫，在他的回忆里也记述了这件事。部队吃了老百姓的粮食会折算成钱，离开时把驻地打扫得干干净净，群众由一开始对共产党人和红军不了解到后来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就连国民党的报纸也承认：“刘（志丹）非一般之草寇，有理论、军事、经济头脑，更有煽动之技巧。第一次听了他的演说，就深信不疑。颇有人缘，老幼称颂。”[4]
陕甘革命根据地富足的自然资源也是长征红军落脚陕甘的因素之一。陕甘革命根据地位于黄土高原中部，属于大陆性半干旱高原气候，虽然自然条件差，经济社会发展远远不能同土地革命前期较为富庶的南方相比较，但这里地势开阔，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具有发展生产的良好条件。陕甘革命根据地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农业生产虽然不够发达，但也是西北地区主要粮棉产区之一。甘肃庆阳在历史上素有“陇东粮仓”美誉；陕北各县盛产小麦和杂粮；安塞、清涧、吴堡、延川等地是棉花产地；再加上这里畜牧业生产比较发达，人少地多，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潜力，根据地军民的衣食需求有基本保证。陕北的工业虽然比较落后，但这里盛产石油、煤炭、食盐等，建有一些初具规模的工矿企业，不仅保证了根据地的军需民用，而且使根据地有了相当的自力更生能力，这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和封锁具有特殊意义。斯诺认为，从经济上说，西北绝不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它的人口不多，许多土地都很肥沃，要生活大大超过消费，是轻而易举的事，只要改进灌溉系统，它的一些地方很可能成为“中国的乌克兰” 。
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聂荣臻回忆说：“我们初到陕北，看到陕北一些荒凉衰败景象，一般稍有头脑的同志，都能理解这是统治阶级多年残酷剥削压迫造成的结果，同时也是多年战争来回拉锯造成的必然景象，只要路线纠正了，加强建设，根据地是可以逐渐恢复过来的。”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加强了根据地建设，这里的自然资源开始得到大量的开发利用，经济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39年初，陕甘宁边区拥有了200万人口，广阔的土地；可耕地面仅以延安等18县统计，即有4000万亩，已耕面积仅为900万亩，尚有广大地面可供开发；粮食和棉花的出产极为丰富，石油与食盐也是大宗出产，畜牧业发达，煤铁蕴藏亦多，从这些自然条件看，边区是一个坚持抗战的好地方。富足的自然资源和自给的经济条件，为中共自力更生地建设根据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持革命走向胜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
地理位置是一种重要的军事战略资源，其优劣状况对战争双方的战略地位、战争进程及结局等有着深刻影响。陕甘革命根据地位于黄土高原中部，北面与鄂尔多斯沙漠相接，南面延伸至渭河流域边缘，西面紧连甘宁高原和六盘山麓，东面以黄河与山西分界。北面是广阔的沙漠，极难用兵；东面的黄河天险隔断了华北之敌，这一地理位置使红军可以摆脱被敌人四面包围的危险；西邻甘肃宁夏，敌人统治比较薄弱，有充分的回旋余地；南向关中，虽然是国民党部队盘踞的中心，但由于搞好了同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局部统战关系，以后这边成了根据地的重要通道和物资补给线。陕甘革命根据地这种独特的“地缘”环境，为红军的生存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为红军提供长征落脚点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陕甘革命根据地地处西北一隅，国民党的力量相对薄弱，有利于保存与发展革命力量。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其中就有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敌强我弱。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敌人强大的态势也有很大差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的不平衡，城市敌人的力量相对强大，农村敌人的力量相对薄弱。陕甘革命根据地与土地革命前期的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相比，经济更加落后，远离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距大城市较远：南距西安五、六百里，西距兰州七、八百里，北距银川四、五百里，东距太原更在千里之外，是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二是区域的不平衡，中国东部敌人的力量相对强大，西部敌人的力量相对薄弱。
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进入甘肃时，已长途跋涉二万余里,指战员体质虚弱,部队减员严重,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进行休整,恢复体质和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地处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陕甘根据地作为落脚点，摆脱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安营扎寨，养精蓄锐，恢复元气，确实十分必要。正如毛泽东所说，“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他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启承转合点。万里长征，脚走痛了，跑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叫做落脚点。”[5]
陕甘革命根据地毗邻华北，便于在抗日前线建立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红军长征时期,也是中国国内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急剧变化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与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的卖国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面对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表明了坚定不移的抗日立场。1935年9月,在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问题上，中共中央同张国焘发生严重分歧。为实现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线，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一部不惜冒着巨大危险孤军北进，并在9月10日发布的《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中指出:“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指出，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我们不应把自己变成瓮中之鳖，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27日，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深入分析了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陕甘革命根据地毗邻华北，渡过黄河就是山西，距抗日前线较近。中共中央在这里落脚，有利于抗日宣传，有利于抗战动员，有利于直接对日作战，有利于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利于就近开展对西北国民党军的统一战线工作。考虑到这些，中央决定在陕甘地区建立大本营。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5、187页。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党史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0页。
【3】杨正发编著《南梁之光》，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
【4】范长江：《刘志丹之鼓动与民众之向背》，载《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93—794页。
【5】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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