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李中权
（1915 一一2014）
李中权，1915年12月24日生，四川达州市（原达县）碑牌河乡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红四方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川东游击军大队中队长，大队政治委员，中共绥定道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川西道委组织部部长，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中共天全县县委书记，金川独立第2师政治委员。参加了“宣达战役”、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第2分校大队政治委员、第3分校3团政治委员，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反顽、反 “扫荡” 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第9纵队政治委员，第4野战军46军政治委员兼衡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空军军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空军参谋长，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南京军区空军第一副司令员、第二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14年8月4日在北京逝世。著有《李中权征程记》《李中权征程轶事文集》《李中权诗词选》《母亲万岁》等。
李中泮，1907年11月生，四川达州市（原达县）碑牌河乡人。1932年10月参加红军游击队。任川东游击队队长。1933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曾任白庙河乡苏维埃主席、县赤卫团政治委员。后任红四方面军第33军98师独立团政治委员。参加了反 “三路围攻”、反 “六路围攻”。1934年3月，因张国焘“肃反”扩大化，在四川通江县被杀害。后得到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
注：以上资料来源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人物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9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张仕文编辑整理。
开国将军李中权全家九人参加红军
五人长征牺牲（之三）
《川陕风云——红四方面军纪实》主编张仕文
五、配合红四方面军 取得宣达战役胜利
1933年10月16日，红四方面军发动了宣（汉）达（县）战役。在镇龙关、石窝场、草坝场、桥湾河等地经过一番激战后，红军乘胜向宣汉、达县、万源进击。军阀刘湘慌了手脚，急调所属李树藩、周绍轩、郭开孝部前往宣汉增援刘存厚，并令许绍宗、张帮本部为策应。
图1. 李中权将军晚年在家中留影。
我川东游击军听到红军胜利的消息，开展了 “用战斗的胜利作为同主力红军会师的献礼” 的活动。当宣汉敌人东逃时，游击军一部结合广大群众在州河南岸之黄金口、峰城、清溪场一带不断进行截击、袭扰，共歼灭敌军两个连。10月下旬，万源和宣汉的逃敌汇合，退至宣汉以东的南坝场、圣灯寺一带。川东游击军和组织起来的广大群众，拿着鸟枪、土炮、大刀、梭标，将敌军廖雨辰部及刘湘派来增援的部队，共计8个团紧紧包围、困扰长达一周之久。在此期间，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总指挥在宣汉接见了川东游击军代表，并派红九军副军长许世友同志率第七十三团和红四军第二十八团赶赴南坝场增援。经过激战，将敌军8个团全部消灭。战斗中，我们率蒲家场游击大队，遵照中心县委指示，积极地筹粮筹款，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为“宣达战役”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图2. 1948年11月，李中权将军同詹真辉夫妇合影。
我们这支500多人的游击大队，兵分两路快速挺进，平时那些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的豪绅、团总早已闻风而逃。余下的团丁也树倒猢狲散，没了踪影。就这样，我们一枪没放就解放了我的家乡碑牌河场。
听说红军来了，乡亲们都涌到村边的广场上，大人、孩子汇成一片。按计刻，我队一部分去打土豪，一部分维持治安，筹建苏维埃政权。
在连日来，经过广泛深入的群众工作，碑牌河这个偏僻山村苏醒了。在游击队员的监督和帮助下，土豪粮仓被一个个打开了，穷苦人眼含热泪将分得的粮食扛回家去。
图3. 1983年，李中权（右）将军在南京空军工作时。
接下来，我们又根据乡苏维埃政府的决定，将全村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丈量土地这一天，天气格外晴朗。一大早村口就站满了人，有的拿着农具，有的背着老人，一片欢声笑语。对于分田的问题，我们当时仅是凭着朴素的阶级意识，分田前先进行一次成分调查，然后再本着让贫雇农受益的原则，将地主、富户的大量土地和村里的绝大多数好地分给了贫雇农。这里无形中便出现了侵犯中农利益的情况，只是不很严重罢了。对于分到田的农民，乡苏维埃政府为他们立文书，插地牌。地牌是竹子做的，上面有毛笔书写的每户人家的名字。每丈量好一块土地、便将写有主人名字的地牌钉在地界上，有人还把事先准备好的石碑抬出来，深深地埋在地里，以此作为历史的凭证。我曾看过石碑的碑文，除了主人的姓名外，便是“苏维埃政府”的字样了。当分得土地的农民用颤抖的双手，捧起家乡的泥土时，那一张张笑脸上无不流淌着激动的泪水。由于我家是贫农，又是红军军属，乡苏维埃政府分给了我家几块好田。当我的母亲站在如今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田里时，那种翻身作主人的自豪感油然而升。母亲忽然问我：“中权，这地永远是我家的？”“是的！永远是我家的好！”我肯定地回答。母亲笑了，笑得是那样香甜，那样欣慰。
图4. 1984年，李中权（前排左2）将军与全国老年网球赛江苏队合影。
1933年10月26日，前方传来捷报，红军取得了宣达战役的巨大胜利，解放了宣汉、达县、万源三座县城。刘存厚的第23军遭到重大打击。除刘存厚带领少数亲信侥幸逃跑外，其主力6个团全部或大部被歼。红军共毙敌数1000余人，俘敌官兵3000余人，缴获长短枪8000余支，大炮3门，子弹500余万发，电台两部，银元100余万，棉布20万匹，棉衣2万余套以及其它许多军用物资，连刘存厚设在达县并经营多年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印刷厂等全套机器设备和大批粮食，也都成了红军的战利品。
当我们得知这一巨大胜利的消息后，群情振奋，欣喜若狂。在这大好形势下，根据上级指示，我游击队奉命编为红33军第98师第294团，我任团政治委员。
图5. 1985年，李中权（右1）将军同孙毅（右2）、李志民（左2）、陈宜贵（左1）合影。
这时，上级通知，让我去宣汉双河场，参加在那里召开的中共梁达中心县委党团活动分子大会，准备成立新的绥定道委。中共川陕省委书记周光坦同志，省委组织部长张琴秋同志，梁达中心县委书记杨克明等出席并主持大会。
10月底，也就是在我们的会议仍在进行之中，川东游击军终于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图6. 1990年，李中权（右）将军同杨得志（中）、蔡德仁（左）合影。
为了配合红军作战，我中共绥定道委立即深人而广泛地动员群众支前。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支前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党的领导下，被发动起来的10万多民工，在既无公路又无运输工具的艰苦条件下，靠手肩扛，翻山越沟，硬是徒步行走100里，把缴获刘存厚设在达县的兵工厂、造币厂、印刷厂以及一大批军用物资搬到了红军的后方通江。正是这些机器设备和军用物资，在日后的反“围攻”作战中，对红军弹药的补充，枪械的维修，装备的供给，提供了保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还将群众组织起来，成立了送粮队、担架队、运输队，把粮食送上前线，把伤员抬下战场，把武器、弹药及时补充部队，使红军得以在人民群众的支援帮助下，全力以赴地对敌作战。
图7. 1991年，彭真与李中权将军，在一起研究书稿。
道委的宣传队，利用各种形式进行宣传，鼓舞斗志。在宣汉、达县一带的山崖上，用凿子刻下了许多标语：“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到重庆去，活捉刘湘！”“赤化全川，工农专政！”“共产党万岁！”这些石刻，至今仍清晰可见。
1934年春，我奉调去川陕省委巡视团工作。省委书记是周纯全同志。巡视团的主要任务是，到红军主要的作战方面万源代表省委帮助红军作战、筹粮和扩军。不久，省委派我率巡视团开赴西方前线。
图8. 1993年秋，李中权（中）在南京与老战友肖前（左）、袁斌（右）合影。
巡视团到达前线以后，一面协助红军作战，一面遵照省委的指示，发动群众，支援红军。广大贫苦农民纷纷参加红军，仅我的家乡碑牌河就有数百名青年报了名。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我们十分重视妇女这个重要的社会力量，充分发挥她们在战争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边沿区大批妇女干部撤退到中心区域后，为适应广大妇女群众武装保卫红色政权的要求，我们在原来妇女独立营的基础上组成了妇女独立团，由曾广澜同志任团长。这支妇女武装组织起来后，经过短期训练，在后来担负的艰苦的战勤工作、警卫后方机关、清剿土匪等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敌人进攻旺苍坝时，妇女独立团仅用两天时间就把囤积在那里的大批粮食、军火、棉衣和食盐，向后转运了60余里。为了保证前方供给，女战士们常常和男同志一样，背上几十斤甚至上百斤的物资，跋山涉水送上阵地。许多伤员也由她们转到后方医治。
为了搞到粮食，我们动员群众把当地盛产的银耳和其它一些农产品采摘下来，通过各种渠道，争取粮、盐和红军急需药品、布匹和子弹，为我军彻底粉碎敌人“六路围攻”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图9. 1994年春节，李中权将军全家三代人合影。
经过8个多月的“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特别是经过万源防御作战，红军的战线已经基本牢固，战略反攻时机已然成熟。8月8日，根据红四方面军总部的命令，我军开始全线大反攻，从8月9日始至9月22日止，我军在40余天的反攻作战中，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六路进剿之敌，敌人“倾全川之兵”、“竭全川财力物力”发动起来的六路围攻遭到了彻底的粉碎。红军在历时10个多月的反围攻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共毙、伤敌军副司令郝耀庭以下官兵6万余人，俘敌官兵2万余人，缴枪3万余枝、炮百余门，击落敌机1架，基本恢复了宣达战役后的根据地辖区，并扩大了部分新区。这一伟大胜利，沉重打击了四川军阀的暴虐统治，极大鼓舞了川陕边广大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此后至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由原来入川时的4个师发展到5个军共8万余人，川陕苏区曾发展到20多个县城，成为全国第二大苏区。
图10. 1995年春节，李中权将军及夫人詹真辉，与原空军政委高厚良及夫人王文彦，共同研究书稿。
面对如此大好的形势，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张国焘却视而不见。他错误地估计了红一方面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的全国形势，片面地夸大敌人可能发动新的“围剿”的严重性，看不到川陕根据地能够坚持和发展的有利条件及其战略意义，悲观失望，竟荒谬地作出了 “与其被敌人赶走，不如主动撤走” 的逃跑主义结论。正因如此，他于1935年3月底，利用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的时机，实行大搬家的政策，除留下刘子才率少数同志坚持原地打游击外，其主力全部人马向嘉陵江以西撤退，将取得巨大胜利之后的川陕苏区自动放弃。张国焘的错误，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使红四方面军再次陷入无根据地依托作战的困难境地，因而红四方面军被迫长征向西转移。
六、英烈忠魂万古 红军丰碑永存
红军的胜利，使敌人大为震惊。蒋介石立即在四川设立了“剿匪”行动，派贺国光出任行营主任，任命刘湘为总司令，并调集重兵100多个团分6路向川陕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疯狂围攻。面对如此严重的敌情，红四方面军一是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战略进行作战；另一方面，在张国焘错误路线影响下，内部的“肃反”也发展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首先，我红33军在建制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刚成立的3个师，有两个被编到其他部队里去了，仅剩下了99师。97师、98师两个师的领导干部，许多都以“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杀害。其中有97师师长蒋群麟，98师师长冉南轩，政治委员龚开彦，我大哥李中伴（任团政委）以及3位团长和其他团级干部50余名。军政治委员杨克明被撤职。看到那么多令人敬佩，与自己生死与共的好干部、好领导、好战友忽然之间变成了“反革命”，突然被害，广大指战员暗自猜疑，万分不安！若不是大敌压境，部队是会闹出乱子的。直到后来才明白，这一切都是由于张国焘对四川的党组织和川东游击军不信任的缘故，是张国焘错误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
图11. 1995年春，李中权（左1起）将军与原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及夫人熊佩玉、詹真辉合影。
为了配合红军作战，我中共绥定道委立即深人而广泛地动员群众支前。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支前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党的领导下，被发动起来的10万多民工，在既无公路又无运输工具的艰苦条件下，靠手肩扛，翻山越沟，硬是徒步数100里，把缴获刘存厚设在达县的兵工厂、造币厂、印刷厂以及一大批军用物资搬到了红军的后方通江。正是这些机器设备和军用物资，在日后的反“围攻”作战中，对红军弹药的补充，枪械的维修，装备的供给，提供了保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4年春，我奉调去川陕省委巡视团工作。省委书记是周纯全同志。巡视团的主要任务是，到红军主要的作战方面万源代表省委帮助红军作战、筹粮和扩军。不久，省委派我率巡视团开赴西方前线。
巡视团到达前线以后，一面协助红军作战，一面遵照省委的指示，发动群众，支援红军。广大贫苦农民纷纷参加红军，仅我的家乡碑牌河就有数百名青年报了名。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我们十分重视妇女这个重要的社会力量，充分发挥她们在战争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边沿区大批妇女干部撤退到中心区域后，为适应广大妇女群众武装保卫红色政权的要求，我们在原来妇女独立营的基础上组成了妇女独立团，由曾广澜同志任团长。这支妇女武装组织起来后，经过短期训练，在后来担负的艰苦的战勤工作、警卫后方机关、清剿土匪等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敌人进攻旺苍坝时，妇女独立团仅用两天时间就把囤积在那里的大批粮食、军火、棉衣和食盐，向后转运了60余里。
为了保证前方供给，女战士们常常和男同志一样，背上几十斤甚至上百斤的物资，跋山涉水送上阵地。许多伤员也由她们到后方医治。为了瓦解敌军，我们发动群众，用竹板、木板做成标语牌，写上宣传口号，放到河里，让它顺水漂向敌军阵地。我们还把大量的宣传品，如：《白军士兵拖枪来投红军的十大好处》、《为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告白军士兵书》等投向敌方。每当夜晚，“穷人不打穷人”,“欢迎白军士兵投红军”等口号便成了无形的炮弹，纷纷射向敌人阵地，从而削弱了敌人的士气。为了搞到粮食，我们动员群众把当地盛产的银耳和其它一些农产品采摘下来，通过各种渠道，主取粮、盐和红军急需药品、布匹和子弹，为我军彻底粉碎敌人“六路围攻”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经过8个多月的“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特别是经过万源防御作战，红军的战线已经基本牢固，战略反攻时机已然成熟。8月8日，根据红四方面军总部的命令，我军开始全线大反攻，从8月9日始至9月22日止，我军在40余天的反攻作战中，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六路进剿之敌，敌人“倾全川之兵”、“竭全川财力物力”发动起来的 “六路围攻” 遭到了彻底的粉碎。红军在历时10个多月的反围攻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共毙、伤敌军副司令郝耀庭以下官兵6万余人，俘敌官兵2万余人，缴枪3万余枝、炮百余门，击落敌机1架，基本恢复了宣达战役后的根据地辖区，并扩大了部分新区。这一伟大胜利，沉重打击了四川军阀的暴虐统治，极大鼓舞了川陕边广大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此后至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由原来入川时的4个师发展到5个军共8万余人，川陕苏区曾发展到20多个县城，成为全国第二大苏区。
面对如此大好的形势，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张国焘却视而不见。他错误地估计了红一方面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的全国形势，片面地夸大敌人可能发动新的“围剿”的严重性，看不到川陕根据地能够坚持和发展的有利条件及其战略意义，悲观失望，竟荒谬地作出了“与其被敌人赶走，不如主动撤走”的逃跑主义结论。正因如此，他于1935年3月底，利用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的时机，实行大搬家的政策，除留下刘子才率少数同志坚持原地打游击外，其主力全部人马向嘉陵江以西撤退，将大胜利之后的川陕苏区自动放弃。张国焘的错误，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使红四方面军再次陷入无根据地依托作战的困难境地，因而被迫长征向西转移。
注1. 本文根据《李中权征程记》，华夏出版社出版，199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此稿由张仕文编辑整理。
注2. 编者张仕文，对此次报道主要反映的是，李中权战斗在川陕苏区的事迹。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他辉煌的人生、突出的贡献，不属本次报道范围（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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