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底至1931年初，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俘获了王诤、刘寅等国民党电台报务员和一部半电台（其中一部电台被砸坏丧失发报功能，故称之为“半部电台”）。经过说服教育，王诤、刘寅等人参加了红军，成为红军第一批报务人员。
1931年1月3日，毛泽东、朱德在红一方面军总部接见了王诤、刘寅等人。毛泽东热情地说：“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当红军。无线电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门技术很有用，也很难得。现在你们参加了红军，就要把这些技术用来为工农大众服务，希望你们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台努力工作。”朱德指着缴获的电台高瞻远瞩地说：“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也会给我们送来。革命事业是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同年1月6日，王诤、刘寅等利用缴获的电台开始侦听国民党军的电台通讯和国民党中央社新闻。后来，1月6日被确定为我军技侦情报工作的创建日。
1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讯队在宁都小布组建，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治委员。1月28日，毛泽东、朱德决定举办无线电训练班，亲自签发了红军第一方面军《调学生学习无线电的命令》。随后，毛泽东还出席了红一方面军总部举办的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典礼，并指出：“红军今后要大发展，这里要点火种，那里也要点火种，一块块被敌人分割的革命根据地，要靠你们在空中架起的桥梁连接起来。”
正是有红一方面军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党组织的培养，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讯队才得以发展壮大，也才使像王诤、刘寅等一批从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的无线电人员转变成为忠诚的革命战士。
1931年4月，临时中央委派任弼时等人带来了一套周恩来编制的密码（称为“豪密”，以周恩来化名伍豪命名）。中央苏区从此与上海的中共中央取得联络。这部电台就放在后方江西赣县的一条小山沟里，由王诤、刘寅、曾三、伍云甫等人负责。中共中央的各项决议、指示和情报都通过这部专用电台传到中央苏区，对指挥红军作战起到很大作用。
1931年5月，无线电通讯队侦听到国民党军事行动的时间、地点、部队番号、分布与行动等情报，为红一方面军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战争首战胜利发挥重要作用。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苏区军民集会欢庆胜利，毛泽东表扬王诤：“我们工农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这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呢！”
1931年11月，红军无线电总队迁驻红都瑞金，并设立红色中华新闻台，及时播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重要宣言及文告。与此同时，王诤亲自制作了“土电键”、电码训练器，解决了器材不足的问题。在红军缴获国民党军的多部电台之后，王诤精心策划，建立起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共中央以及湘鄂西、鄂豫皖中央分局的空中电波桥梁，组成了中共中央无线电通讯网。宁都起义后，一大批通讯器材和电报技术人员充实到红军无线电大队。为此，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无线电总队，不久后成立军委三局（通讯联络局），统管党、政、军的通讯联络工作。
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电台人员曹丹辉侦抄并破译了何应钦发给各路敌军的十万火急电报，从而红军得知敌军的战役企图和兵力部署，为红军夺取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发挥关键作用。事后，毛泽东表扬曹丹辉：“你收到那份何应钦的电报，对这次战役很有价值。”
不久，为了适应红军电台通讯新发展的需要，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成立无线电大队，王诤升任大队长，下设4个无线电分队。从此，红一方面军既能对国民党电台进行无线电侦察，又能与红一、三军团进行联络。红军的作战指挥能力大大地提高了。
到红军长征前夕，无线电总队有17部电台、1044名无线电通讯工作人员。中央红军长征后，无线电通讯为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