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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刘继兴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在这次全会上，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鼎力扶持下一飞冲天，被选入了中央政治局，不久又被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向忠发虽然名义上还是党的总负责人，但大权已被后台很硬、权力欲望很强的王明所控制。
从此时开始，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一直延续到1935年1月，长达4年之久，给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之损害。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刚开过不久，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张国焘从莫斯科回到了国内。看到王明已在党内大权在握，张国焘的心中五味杂陈。
张国焘是江西萍乡人，生于1897年，与叶剑英、林育英、罗炳辉等同岁。王明是安徽金寨人，生于1904年，与邓小平、任弼时、滕代远、段德昌、邓颖超等同岁。
尽管王明只比张国焘小7岁，但就党内资历来说，在张国焘面前，王明是妥妥的小字辈。
1925年10月，21岁的王明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的他，还是国立武昌商科大学预科的一名学生。而此时的张国焘，在党内地位很高了。张国焘不仅是党的创始人之一，而且在党的“一大”“二大”“四大”上均被选为了中央局委员。当时的中央局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至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8年，时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国焘赴莫斯科参加了党的“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其时，王明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深受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中山大学校长的米夫之赏识。
王明很有野心，也很有手段，在莫斯科多次挑衅张国焘。据与王明同一时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的盛忠亮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当时与王明较量时，张国焘“被完全打垮了”，“遭到了彻底失败”。
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王明，地位很不稳，因为不服他的人太多了。张国焘却全然不顾自己与王明的积怨，很快发表了几篇文章，拼命示好王明，并攻击那些反对王明的人。
王明正需要张国焘这样重量级的党内领导人撑台，也就和张国焘眉来眼去修复了关系。
你投之以木桃，我就报之以琼瑶。于是，王明执掌的党中央，任命张国焘为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派他以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到鄂豫皖根据地去开拓局面。
1931年4月，由周恩来亲自委托顾顺章安排，张国焘化装成商人，从上海杨树浦码头乘船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与张国焘同行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他叫陈昌浩。
陈昌浩生于1906年，湖北武汉市汉阳县人，曾就读过武昌大学与莫斯科中山大学。他入党比较晚，1930年12月才成为了党员。去鄂豫皖根据地工作之前，他的工作经历很单纯，一直从事着团的工作。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陈昌浩和王明是同学，两人关系很好，这也是陈昌浩能很快蹿升为我党我军的重要领导人的主要原因。
刚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陈昌浩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少共特委)书记。两个月后，他就升任为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随即，又被任命为鄂豫皖红4军的政委。
半年后，也就是1931年11月7日，鄂豫皖的红军组建为红四方面军，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此时的陈昌浩，才25岁。
红四方面军鼎盛时期有8万多人。
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历来有“三驾马车”之称，即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其实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并无任职，他是以党的领导人身份在指挥这支红军劲旅。陈昌浩所担任的政委，才是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
陈昌浩的政委一职，尽管与徐向前担任的总指挥一职是平级，但权力要更大些。这是因为我军在建军之初，就牢牢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如1931年11月初召开的赣南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中，就曾规定：如果军事指挥员与政委发生争执，在未得上级指示以前，军事指挥员“须依政治委员的意见执行”。也就是说，政委的权力大于同级的军事指挥员。
徐向前在回忆与政委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关系时曾说过，“当时，政治委员是决定一切的，能擅自逮捕人、处罚人，对同级军事指挥员有监督权，搬的是苏联红军的一套做法，权力大的吓人哪！”“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
很多人以为，当时的陈昌浩是张国焘的跟班，唯张马首是瞻。其实，历史真相不是这样的，无论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还是后来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以及长征路上，陈昌浩的实力都不容小觑。《徐向前传》曾这样描述：“陈昌浩虽然最年轻，但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活跃人物。他能写能讲，又是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说话很有分量，有时连张国焘也不得不让他几分。有一次，陈昌浩签署布告，把自己的大名写在前面，张国焘名列第二。张国焘看后自然不舒服，但又不便质问陈昌浩，曾私下对别人念叨：‘是军委主席大还是总政委大？这样签署布告行吗？’平时陈昌浩拿定主意要干的事，张国焘一般都同意。如果徐向前持不同意见，他们就两票对一票，使徐向前孤掌难鸣。”
1932年3月22日至5月8日，红四方面军主力15000多人在徐向前的率领下，在安徽六安江淮分水岭处主动发起苏家埠战役，历时48天，获得大胜，共计歼灭敌人35000余人，俘虏敌总指挥厉式鼎和5个旅长、11个团长以下官兵20000余人，缴获步枪12000余支、机枪171挺、各种炮43门、电台4部，击落敌飞机1架。
这是红军围点打援、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也是红军自建军以来规模最大、缴获最多、代价最小、战果最好的一次空前大捷，在红军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这一仗，张国焘本不愿意打的。因为当时敌人在鄂豫皖苏区周围的兵力约10万余人，而鄂豫皖的红军只有近3万人。从兵员数量上看，敌众我寡;从武器装备上比，敌强我弱。
曾亲历此战的开国中将徐深吉后来回忆说：“陈昌浩同志支持徐总的正确意见，同意打，反对撤，张国焘勉强收回了他的错误意见。”
徐向前也在回忆录中承认了陈昌浩的态度极其重要：“敌人来了那么多，打不打，是个难下决心的事。……这个时候，张国焘不想打了。陈昌浩支持我的意见，打！”
也就是说，没有陈昌浩的支持，就没有军史上熠熠闪光的苏家埠大捷。
徐向前曾说过：“张国焘这个人一到叫劲的时候就稀松，也不懂军事，往往瞎指挥……”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向西战略转移，12月经陕南到达川北。而在这次西行的过程中，张国焘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看到敌军重重围剿之后，竟然要求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打游击。
徐向前对此明确反对，他对张国焘说：“这支部队不能分散，在一块儿才有办法。我们好比一整块肉，敌人一口吞不下去，如果分散，切成小块，正好被人家一口一口吃掉。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分散打游击，要想尽一切办法突围。”
在此关键时刻，陈昌浩再一次支持了徐向前的意见，这才让部队转危为安，并攻下南江、通江、巴中等县，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范围包括二十三个县政权，约六百万人口，被毛主席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疆域”。红四方面军也扩大到5个军，8万余人，兵强马壮。
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中确实也曾紧随张国焘的步伐，在肃反中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给党和军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与毛主席为首的中央红军会师后，他积极支持张国焘向中央伸手要权。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以南的沙窝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恢复一方面军司令部，由周恩来任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由陈昌浩、周纯全分任红军总政治部正、副主任。
这当然也是毛主席的意见，体现了他团结红四方面军的诚意和对陈昌浩寄以很大的希望。原本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陈昌浩，一跃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他担任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相当重要。此后他又兼任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同时，他仍是红四方面军政委。在党内军内，都地位显赫。
后来在张国焘分裂中央时，陈昌浩又推波助澜，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幸在红四方面军南下征战遇到严重挫折后，陈昌浩迷途知返，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还曾当面辩论将张国焘气哭。在陈昌浩的努力下，红四方面军最终也按党中央的意见北上了。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2.18万人遵照中央命令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作战。西路军的兵力，占当时红军总数的五分之二。
西路军的最高领导机构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由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在河西走廊，西路军孤军奋战，惨烈至极。由于兵力悬殊，最后粮绝弹尽，几乎全军覆没，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的篇章。
陈昌浩与徐向前一同返回延安，徐向前历尽艰难到了延安，受到了党中央的热烈欢迎。而陈昌浩却在返回延安的途中，私自回到了湖北老家，还去联络了当地的革命武装，试图东山再起。这个错误，在党内来说，是极其严重的。
直至1937年11月上旬，陈昌浩才来到了延安。陈昌浩被免去一切职务，并接受了近一年的审查检讨。他作为党内高级领导人、作为红军高级将领的生涯，就此宣告结束。
陈昌浩的新工作单位是中央宣传部，先后担任宣传科科长和国际宣传科科长，并兼任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三校的政治课教员。
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小科长，这个落差确实够大的了。
1939年8月27日，陈昌浩携幼子陈祖涛随周恩来夫妇赴苏治疗，开始了十多年的异国生涯。
1952年，陈昌浩回国，担任了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他不仅翻译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翻译了《旅顺口》《日日夜夜》等苏联畅销小说。特别是他主编出版的《俄华词典》，是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十分流行的俄语工具书。
平心而论，陈昌浩确实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投身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1967年7月，陈昌浩在北京逝世，终年61岁。
1980年8月20日，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徐向前、李先念等5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悼词称：陈昌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陈昌浩先后有四任妻子。第一任妻子是刘秀贞，育有2子：陈祖泽、陈祖涛；第二任妻子是张琴秋；第三任妻子：格兰娜（苏联人），育有1子：陈祖莫；第四任妻子是孟力。
第二任妻子张琴秋值得一说。张琴秋曾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这是红军时期、八路军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女战士在我党军队内所担任的最高职务。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介绍我军各个历史时期重要将领的《解放军将领传》中，张琴秋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权威的《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也认定张琴秋是红军唯一的女将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