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百年百事丨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成立（下）

　　红十三军武装斗争的扩大和浙南党组织的发展，严重威胁着国民党的统治。国民党派重兵“清剿”红军，同时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对国民党优势兵力的“清剿”，红十三军军部决定分散游击。军长胡公冕和军部几位外来干部杨波等也先后转移到上海。至此，由于主要领导人先后牺牲或离去，军部实际上已不存在。红十三军各部已无力攻打中心城镇。

　　为了指导浙南党组织的工作，加强对红十三军的领导，党中央于1930年8月派曾任红军总前委常委、红四军政委的潘心元等到浙南。潘心元在瑞安、永嘉、海门等地巡视了1个多月后回上海。10月，潘心元作为红十三军主要领导人再次被党中央指派到浙南工作。12月初，潘心元在玉环境内被捕，惨遭杀害。潘心元的牺牲，使中央重整红十三军的工作受挫。

　　但各团仍继续坚持斗争。1931年下半年，雷高升等率领红一团在永嘉、青田、仙居边境打游击。国民党视之为心腹之患。1932年1月，国民党“温台剿匪指挥部”纠集2000多人，将红一团围困在不到200平方公里的人烟稀少且极度贫穷的少横坑一带山林中。雷高升虽然率部多次打退国民党军的进攻，但靠野菜野果充饥的生活，已使红军陷入极端的困境。

　　此时，国民党把单纯的军事“进剿”改为“剿抚兼施”，对雷高升部“设计诱缉”。雷高升开始坚决拒绝，后来在强敌压境、粮弹严重短缺、部队回旋余地日益缩小、部下已有散伙之意的情况下，为保存力量待机再起，决定率部下山。5月23日，雷高升率70余人按约定来到永嘉岩头东宗祠堂，遭国民党军诱杀。戴元谱等22人当场牺牲，雷高升等7人被捕，其余逃散。雷高升等被押往温州后，于5月28日英勇就义。这就是国民党制造的“岩头事件”。

　　“岩头事件”标志着红十三军主力的解体，但是浙南的武装斗争并没有偃旗息鼓。红一团余部100多人在金永洪率领下坚持在永嘉、仙居边境顽强斗争。国民党为了彻底消灭红十三军余部，于1933年5月成立了“永仙等六县（指永嘉、仙居、永康、缙云、东阳、天台6县）剿匪指挥部”，采取“移民”“并村”“连保”“封山”等手段实行“清剿”，致使金永洪被捕牺牲、红军队伍解体。与此同时，在西楠溪一带坚持斗争的9支红军余部武装，先后打败省保安队3次“进剿”，并镇压了当地反动民团团总。此后，这些武装分散继续活动，其中部分人员一直坚持到1938年，与中共永嘉西楠溪中心区委重新接上关系，被派往永嘉、黄岩边境开展斗争。

　　红二团的斗争一直坚持到1938年12月。红三团在永康、缙云边界一带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11月与红军挺进师一纵队在永康、缙云边境的黄弄坑会师。此外，原红一团战士郑秾深入兰溪、龙游、汤溪、寿昌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在2年多时间里秘密发展红军1500余人，打出“中国红军第十三军第二师”的旗号，自任师长。但1933年10月，郑秾被捕牺牲。“红二师”也遭到全面破坏。

　　红十三军全盛时期是1930年的夏秋季节，全军拥有6000多人。在其坚持斗争的前后4年中，活动遍及浙江的温州、台州、处州、金华地区的20余个县，经历了大小百余次战斗，在浙南乃至浙江党的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和军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虽然由于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加上自身建设、革命策略不够成熟等主观因素，最终导致斗争失败，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农村封建势力。红十三军在浙南地区的斗争，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国民党“围剿”中央苏区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兵力，对中央苏区及其他地区的斗争起了支持作用。红十三军在浙南人民中宣传了党和红军的主张，播下了革命种子，为后来红军挺进师的活动、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以及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凡红十三军活动过的中心区域，后来大都成为共产党的游击根据地。红十三军指战员的伟大斗争和牺牲精神，一直激励着后人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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