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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并徐向前、陈昌浩，指出：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对于中共中央的一再电示和劝告，张国焘置若罔闻，一意孤行；9月9日，他致电陈昌浩，令其率右路军南下。“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鉴于张国焘一再违抗中央指示，顽固坚持南下，在巴西的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紧急磋商，认为张国焘有分裂和危害中央的企图；当晚，毛泽东、张闻天、博古三人赶到红3军驻地阿西，与在此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举行紧急会议，决定连夜率红3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并通知已到达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要红1军在原地待命，随后进行了秘密准备。
就在党中央准备先行北上之际，张国焘于9月9日24时，再次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坚持其南下主张。
在张国焘发出这封电报不久，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率红3军和红军大学离开巴西、阿西等地，向俄界进发；同时，叶剑英也以“打粮准备南下”的名义，带走了军委纵队，并带走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省地图。
当天早晨，徐向前和陈昌浩得知了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部队单独北进的消息，徐向前回忆说：
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里！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随后，陈昌浩派人送信给彭德怀，要他停止北进，回头南下，遭到彭德怀的拒绝；他还派李特带一队骑兵追赶中央，“劝说”中央领导人率军南下，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和拒绝；李特带回了红军大学中大部分红四方面军的人员。
中共中央率红3军等部于9月10日当天到达拉界；是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在阿西所拟的指令给徐向前、陈昌浩。
徐向前、陈昌浩接到该指令后，没有北上。陈昌浩的态度很坚决，指责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决心南下。徐向前也决定和红四方面军部队在一起。
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其内容与9日致张国焘并致徐向前、陈昌浩电基本相同。
同一天，中央还发布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
南下只能是挨饿挨冻，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9月11日，中共中央率红3军、军委纵队等部继续北进，于当晚陆续到达甘南的俄界，与先期到达的红1军会合。当天，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令其立即率左路军北上。
张国焘再次拒绝了中央的命令。9月12日，张国焘致电中央，指责说：“诸兄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其何以对国际和诸先烈”。同日，他还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诱令红1、红3军南下。这样，张国焘在反对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为了揭露和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中共中央于1935年9月12日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
非政治局成员有：蔡树潘、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李德；
红1军的林彪、聂荣臻、罗瑞卿；
红3军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
会议决定，红1、红3军和军委纵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负责军事领导。
会议还根据毛泽东所作的报告和结论的精神，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了；9月14日，中共中央在北上途中再次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4军，30军之继续北进。
但是，张国焘再一次拒绝了中央的劝告和挽救，继续顽固的坚持其南下的错误主张，率左路军和右路军的红4、红30军南下了。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高举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告别战斗了多年的大别山区，向西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
这支红军部队，是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将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部队集中起来，于11月30日在湖北省黄安县檀树岗重新组建的；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下辖第74师（师长徐海东、政委戴季英）、第75师（师长姚家芳、政委高敬亭）和一个特务营，全军约7000人。
从1932年12月到1934年10月，蒋介石连续不断的向鄂豫皖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划区“清剿”和“围剿”，每次调集的兵力都在80个团左右。红25军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曾一度扩大到1.2万余人，下辖3个师。
在1933年5月以后，由于省委错误的估计当时的敌我形势，盲目的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方针，致使红25军在反”围剿”斗争中接连失利；43天的七里坪围攻战，使红25军锐减至约6000人；到9月下旬，全军只剩下3000余人。
被敌分割于皖西北地区的红25军一部分，与当地的第82师会合，组成红28军，军长徐海东，政委郭述申。
1934年4月16日，红25军和红28军在商城东南的豹子岩会师；次日，两军合编为红25军，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辖第74、第75师，全军共约3000余人。此后，红25军转战于鄂东北和皖西北，开始恢复和开辟根据地的工作。
红一方面军第22师师长程子华，受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派遣，于1934年8月28日来到鄂东北道委驻地卡房；在这里，程子华和郑位三及刘华清等经常在一起交谈，研究行动方针问题；省委于11月4日收到郑位三的信后，即率红25军赶赴鄂东北；于11月中旬，在河南省光山县西南部的花山寨与鄂东北道委会合。
11月11日，省委在花山寨举行了第十四次常委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周恩来的指示，结合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实际，讨论了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会议决定由程子华任红25军军长，徐海东改任副军长，吴焕先仍任政委；撤销师一级建制，军直辖第223、第224、第225团和手枪团，共2980余人。补选程子华为省委常委，省委常委高敬亭留在鄂豫皖根据地领导红28军坚持斗争。
11月16日，红25军在省委书记徐宝珊、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的率领下，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桐柏山进军。于19日进入桐柏山区。
11月27日拂晓，红25军转战至伏牛山东麓。29日，全军进入伏牛山区。韩先楚时任红25军第225团第3营第9连连长。
12月8日，红25军在豫陕交界处的铁锁关击溃守关民团后，进入陕南。
12月10日上午，省委在雒南县庾家河的“春永茂”药铺召开了第十八次常委会议，研究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新的根据地的问题。会议后，红25军在中共鄂豫陕省委的领导下，开始了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斗争。
红25军入陕5个多月来，经过艰苦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全军已发展到3700多人，地方武装发展到2000多人；一个拥有人口近50万，耕地面积90多万亩的鄂豫陕根据地初步形成。
1935年7月15日，原鄂豫皖省委的老交通员石建民，来到红25军军部驻地子午镇，送来中共中央数月前发出的几份文件和党中央的指示，带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继续北上的确切消息。
代理省委书记吴焕先在长安县丰裕口主持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根据中央文件精神、报纸消息和敌情动态，决定立即率领红25军到陕甘苏区会合红26军，直接有力的配合红军主力，创造新的伟大红军与准备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的阵地。
7月16日拂晓，红25军在鄂豫陕省委领导下，从丰裕口地区出发，踏上西征北上的道路。
9月7日，红25军到达陕甘交界的豹子川。省委在此召开会议，决定由程子华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兼红25军政委；徐海东任军长；戴季英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全军总计3400多人。吴焕先在8月21日王母宫塬上的一场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
9月9日，红25军进至保安县永宁山；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军委得悉红25军到达永宁山的消息后，立即报告了中共西北工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和陕甘边军委主席刘景范，专程赶来迎接红25军。
1935年9月15日，红25军胜利到达永坪镇。
至此，红25军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了战略大转移，成为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红军队伍。
西北红军是陕甘边红军和陕北红军的统称。
1931年10月，刘志丹领导的队伍在甘肃合水县灵锦庙，同杨重远、闫红彦率领来此地的晋西游击队会合；1932年1月，陕西省委决定将两只队伍合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
2月12日，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闫红彦先后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
12月下旬，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杜衡任军政委兼第2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
1933年3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成立。书记金理科，军委书记习仲勋；4月5日，成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副主席习仲勋。
1933年11月上旬，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将所辖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42师，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不久，刘志丹和杨森分别接任师长、政委。
1934年11月7日，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4年7月，根据陕北特委的决定，成立了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
9月，陕北游击队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分别扩编为陕北红军第1、第2、第3团。
1935年1月，第1、第2、第3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7军第84师，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同月，陕北苏维埃政府成立，马明方为主席。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苏区和红军的斗争。陕甘边红军和陕北红军统称西北红军。
1935年5月4日，在秀延县玉家湾成立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此时，红军主力部队已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陕甘边和陕北两根据地得到较大发展。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为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于西北红军会合，并为红25军及红二、红四方面军进行的战略转移，提供了落脚点。
1935年9月16日，刘志丹率领西北红军到达永坪镇，与程子华和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胜利会师；第二天，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陕省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组建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还决定将红25军与红26、红27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
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下辖：
第75师（由红25军编成），师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
第78师（由红26军编成），师长杨森，政委张明先；
第81师（由红27军编成），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
全军团共7000余人。
1935年10月1日，红十五军团发起劳山战役；
10月25日，发起榆林桥战役；
劳山、榆林桥两战，共歼敌第67军1个师部、3个整团和1个整营，为迎接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榆林桥战斗后，红十五军团得知红一方面军主力已到达陕北吴起镇，倍感振奋，部队上下，热切盼望着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到来。
最值得一提的是红25军，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十八岁以上的战斗员，这一著名的“儿童军”，大多数战斗员的年龄，只是从13岁到18岁。
就是这样一支年轻的队伍，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孤军奋战，英勇顽强，经过整整十个月的艰苦转战，行程近万里，途径四个省，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保存和壮大了红军的有生力量，队伍人数由出发时的2980余人发展到3400余人，并在战略上配合了红一、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对红军长征的胜利乃至对中国革命作出重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