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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我就知道父亲是一位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所以对于长征的故事特别关注。长大后经常听到一些叔叔阿姨说：“你父亲长征中三次翻雪山，三次过草地，那可真是吃了不少苦啊！”对此，我深感敬佩。
我6岁时就离家在外地上学，每年只能回家几天，加之那时父亲总是忙于工作，真正与父亲交流的机会不多。直到父亲病重之时，承蒙组织关照，特批我在父亲身边照顾了一些时日。我与父亲朝夕相处，无所不谈，这时我对他的身世和经历才有了更多的了解。当时我大弟作为军医大学的学员下放到部队当兵锻炼，地点在成都军区，后来又进了西藏。大弟与父亲的书信来往中，提到很多我比较陌生的地名，如雅安、甘孜、丹巴、邛峡、卓克基、毛儿盖、懋功。父亲对这些地名却极为熟悉，如数家珍般地一一对我介绍，讲述了他当年长征途中路过这些地方的情形，仿佛往事都历历在目。
父亲1913年出生于江西省赣县湖江乡尧口村。那是一个极为闭塞、落后、贫穷的山村，父亲家更是穷得家徒四壁。在父亲之前，奶奶曾生育过几个孩子，因贫困交加全都夭折。所以，父亲出生后，为避凶讨吉利，不让他姓“蓝”，改跟别人姓“李”，取名“长生”，直到他成人后才改回本姓。儿时的父亲虽然体质极为羸弱，但总算活下来了，更令人称奇的是，奶奶继他之后又带出一儿一女。为此，爷爷奶奶认为他是家里的“福星”，所以不管家里生活怎么拮据，还是咬牙让他上学，指望他能识文断字，改变家境。就这样，父亲在9岁时上了本村的私塾，上学之余还要干点农活。由于他勤奋努力，学习成绩很好，识字颇多，在当时也算一个小“文化人”了。可惜好景不长，在他13岁时，爷爷因劳累过度，患急病去世，从此他的命运急转直下。作为家中长子，父亲尽管年少，也不得不挑起家庭重担，只好辍学，到富人家里打工，除了做农活以外，还兼做泥工、木工等活，赖以养家糊口。
1930年秋，红军来到了他的家乡。当时，那里是红军和白军拉据的游击区。白军进村，欺压百姓，无恶不作，还大肆诬蔑红军都是土匪强盗。所以当时不论是白军来了还是红军来了，老百姓都纷纷逃走，有钱人甚至逃往赣州、南昌。但是几次下来，人们就发现红军并不是如白军所说的那样，相反，红军纪律严明，对老百姓和蔼可亲、秋毫无犯，还打土豪、分田地接济穷人。他们逐渐认识到，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不同于他们以前所见到的任何一支军队，红军就是他们的恩人。从此，土地革命的热潮就在这赣南偏僻落后的山区掀起来了。
17岁那年，父亲积极参加赤卫队、贫农团、互济会等革命组织的活动。1931年春天，父亲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庄严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他除了站岗、放哨、送信以外，还积极配合主力红军对国民党进行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父亲工作积极、作战勇敢，被评为“优秀团员”“积极分子”，同年9月，光荣出席了赣县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1933年，父亲正式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16日，父亲随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踏上了长征的征途。红军走后，白色恐怖笼罩了苏区，红军家属在劫难逃。国民党反动派硬逼着奶奶交出儿子，结果她被推入水塘溺亡。
长征初期，几乎每天都有战斗。红军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最为惨烈是湘江战役。这是一场打得最苦、红军牺牲最多、损失最大的战役。天上有敌人的飞机，地上有大炮，前边有堵截，后边有追兵。清澈的湘江水都被红军的鲜血染红了。中央红军从苏区出发时有8.6万余人，渡过湘江后只剩下3万余人。11月29日突破国民党湘江封锁线后，父亲被编入红九军团二八〇团任排长、连长。他带领战士冲锋陷阵、英勇杀敌，行军途中又经常为掉队的同志扛枪背包，总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在战士中威信很高。在长征途中经历了战火的考验，1935年3月，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5月1日，父亲随部队从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又参加了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的战斗，粉碎了蒋介石对红军南追北堵之计划。5月29日，就在沪定桥战斗中，他左前臂中弹两处，伤口血肉模糊，白骨刺出，鲜血如注。父亲找了一根绳子捆在伤口上端止住血，坚持不下火线。当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缺医少药。他的伤口很快就严重感染，流脓生蛆，胳膊肿得像大腿一样粗，还经常高烧不退。组织上打算将他留在老乡家里治伤，但他坚决不肯离队。他说：“我参加红军就是要革命到底，只要活着就要和同志们一起战斗。如果非要我留下，那我就在后边跟，就是爬也要跟上部队！”战友们听了，热泪盈眶，纷纷说：“我们都是一起从中央苏区走出来的阶级兄弟，决不能把你丢下，我们抬也要抬着你一起走！”就这样，战友们轮流为他抬担架，一直抬到他退烧重新回到队列里。坚定的革命意志和生死相依的战斗友情使他战胜了伤痛，坚持下来了。父亲回忆起他的长征路时，感慨地说：“长征中，我是三次翻雪山，三次过草地，历经千辛万苦，排除千难万险才完成的。我到陕北的时间比毛主席带领的红军队伍晚了整整一年！”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一路浴血奋战，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打败了无数次围追堵截，终于来到了险峻陡直的夹金山脚下。夹金山是邛崃山脉的主峰，海拔4000多米，常年积雪，空气稀薄。日出前、日落后，遍地冰雪，别说是人，就是鸟也飞不过去。红军从山脚下开始爬山，爬到半山腰时，刚才还烈日当头，突然一瞬间就乌云滚滚，寒风刺骨。说时迟那时快，一阵大大小小的冰雹铺天盖地发疯似的砸下来，很多战士被打得鼻青脸肿。越往上爬温度越低，空气越稀薄，每个人都冻得牙齿不由自主地咬得咯咯直响。大家都心慌气短，双腿发软。雪地难走，没雪的地方更难走，冻僵的双脚踩在冰上，一不注意就会滑倒，一旦滑倒就很难再站起来，快到山顶时又下起大雪，原先湿透的衣裤早已冻成硬邦邦的“铠甲”，紧裹在身上。父亲气喘吁吁，每走一步都很困难，真恨不得席地而卧，哪怕能小坐片刻也好啊！正在这时，前面传来命令：“再累也不能坐下，再难也不能停下！”大家咬紧牙关，互相鼓励、互相搀扶着前进。尽管这样，还是有不少战士牺牲了。特别是一些体质虚弱、实在坚持不住的同志，只要一坐下，就再也起不来了。到了山顶，风雪极大，一刻也不能停留。战士们一个个抱着枪，坐在雪地上向下滑去。下了夹金山就是达维镇，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短暂休整后，又经两河口继续北上，到达卓克基。
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会议上决定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但张国焘想南下川康。8月，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右路军由毛主席率领，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父亲所在的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被分在左路军。左路军是从卓克基过草地的。茫茫草地，没有人烟没有路，阴沉沉的天空下面就是一望无际的腐草污泥，表面看着平坦，下面陷阱暗流无数，稍不注意陷进泥潭，就再也别想出来，越挣扎越往下陷，施救者也同样被陷下去，眼睁睁地看着水一层一层往战士身上漫，很快漫过头顶，只见一串串气泡不断往上冒，真不知这个草地吞噬了多少红军战士的生命！草地的天气变幻无常，忽而狂风、忽而暴雨、忽而冰苍、忽而雪花，忽而烈日、忽而浓雾。战士们每天都浸泡在污泥水中，晚上根本无处可睡，只能几个人或两个人背靠背地坐着取暖打盹。有一天天亮后，父亲起来想拍醒与他背靠背的战友，却发现战友全身冰凉，早已没有气了。就这样，经过5天的艰苦跋涉，父亲走出了草地，到达了阿坝，眼看着胜利在望，可以北上了，但张国焘却发电报要右路军与他一道南下。毛主席紧急决定，带领右路军经阿坝，西到俄界，继续北上，于1935年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与刘志丹、徐海东的陕北红军会师了。
张国焘无视党中央决定，提出“要打回四川去，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企图在四川另立党中央。为此，他强令部队南下。左路军被迫再过草地，再翻夹金山向成都进发。这一路上又有多少红军战士长眠在草地和雪山上！部队被拖得筋疲力尽，既无给养又无根据地，还在川康边界打了好几仗。成都是去不了了，只好向西康转移，边走边打。部队严重减员，处境极为艰险。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再次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另立的“中央”，要求继续北上。此时，红二方面军也即将到来。张国焘见南下碰壁，加上朱老总、刘伯承的坚决斗争，不得已同意北上。
1936年2月，父亲随左路军第二次北上，第三次翻过夹金山、党岭山。党岭山比夹金山更高、更艰险，爬到第三天深夜才到山顶。夜幕下，四周一片灰白，分不清哪是雪，哪是路，不少同志为了探路而摔倒、冻僵、坠崖，永远长眠在山上。翻过党岭山，经过炉霍到达道孚。7月2日，左路军和红二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共同北上。于是父亲又将要第三次过草地了。
在第三次过草地之前，父亲被调到红三十二军（即原红九军团）军部教导队学习，学习内容是如何对付草地上敌骑兵的战术。他学习很刻苦，学到了真本领，在第三次过草地时，还真派上了用场。尽管如此，部队伤亡还是很大。当时，敌骑兵和红军同时进入草地。敌人残杀了很多掉队的战友。后来刘伯承命令皮定均带一个连打伏击，在一块高地埋伏下来，待红军部队过去后，对敌骑兵猛力打击。从此，敌骑兵才停止了追击。第三次过草地，除了敌骑兵的骚扰外，其他各方面条件也都更加艰难。草地有些低凹处，人马踩多了，下面就成了稀泥，人陷下去都很难拉出来，牛马陷入后就根本无法拉，只好当场杀了把肉分给大家带在路上吃。进入草地前，每人带了一些炒面，规定每天只能吃二两，而路上的草根、树皮已基本被先头部队挖光、扒光，因极度饥饿牺牲的战士人数剧增。由于食物太少，牺牲的战友留下的牛皮腰带、牛皮斗笠以及牛皮马鞍等，都被吃掉了。更有甚者，前头部队未消化拉出来的青稞粒也成了宝贝。战士们象征性地涮洗一下用茶缸煮一煮再吃。我听到这些，简直不敢相信，便问父亲：“你吃过吗？”他说：“那当然吃过。”我说：“牛皮那么硬，人家拉出来的青稞那么恶心，怎么吃得下去呢？”父亲说：“有这些吃就不错了。有多少战友就是因为连这些都没得吃而倒在草地上了！咽不下也要咽，只有这样才能活着走出草地。”就这样，父亲第三次走过了草地。
1936年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了。
父亲到达陕北后，就投入了抗战中。之后又随解放大军从东北一直打到广州，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由于长期的艰苦战斗和繁重的革命工作，父亲积劳成疾，于1971年2月逝世，年仅57岁。临终前夕，父亲对守候在床边流泪的我说：“孩子，不要难过，人总是要死的。想想在长征途中牺牲的那么多同志，想想长眠在雪山草地的那么多战友，我能活到今天，看到了人民的解放和祖国的强盛，我比他们幸运多了！我知足了！”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位紧跟党和毛主席奋斗终生的老红军的情怀！
文字、视频、图片来源：赣师学工.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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