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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我就知道父亲是一位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所以对于长征的故事特别关注。长大后经常听到一些叔叔阿姨说:“你父亲长征中三次翻雪山,三次过草地,那可真是吃了不少苦啊!”对此,我深感敬佩。
我6岁时就离家在外地上学,每年只能回家几天,加之那时父亲总是忙于工作,真正与父亲交流的机会不多。直到父亲病重之时,承蒙组织关照,特批我在父亲身边照顾了一些时日。我与父亲朝夕相处,无所不谈,这时我对他的身世和经历才有了更多的了解。当时我大弟作为军医大学的学员下放到部队当兵锻炼,地点在成都军区,后来又进了西藏。大弟与父亲的书信来往中,提到很多我比较陌生的地名,如雅安、甘孜、丹巴、邛峡、卓克基、毛儿盖、懋功。父亲对这些地名却极为熟悉,如数家珍般地一一对我介绍,讲述了他当年长征途中路过这些地方的情形,仿佛往事都历历在目。
父亲1913年出生于江西省赣县湖江乡尧口村。那是一个极为闭塞、落后、贫穷的山村,父亲家更是穷得家徒四壁。在父亲之前,奶奶曾生育过几个孩子,因贫困交加全都夭折。所以,父亲出生后,为避凶讨吉利,不让他姓“蓝”,改跟别人姓“李”,取名“长生”,直到他成人后才改回本姓。儿时的父亲虽然体质极为羸弱,但总算活下来了,更令人称奇的是,奶奶继他之后又带出一儿一女。为此,爷爷奶奶认为他是家里的“福星”,所以不管家里生活怎么拮据,还是咬牙让他上学,指望他能识文断字,改变家境。就这样,父亲在9岁时上了本村的私塾,上学之余还要干点农活。由于他勤奋努力,学习成绩很好,识字颇多,在当时也算一个小“文化人”了。可惜好景不长,在他13岁时,爷爷因劳累过度,患急病去世,从此他的命运急转直下。作为家中长子,父亲尽管年少,也不得不挑起家庭重担,只好辍学,到富人家里打工,除了做农活以外,还兼做泥工、木工等活,赖以养家糊口。
1930年秋,红军来到了他的家乡。当时,那里是红军和白军拉据的游击区。白军进村,欺压百姓,无恶不作,还大肆诬蔑红军都是土匪强盗。所以当时不论是白军来了还是红军来了,老百姓都纷纷逃走,有钱人甚至逃往赣州、南昌。但是几次下来,人们就发现红军并不是如白军所说的那样,相反,红军纪律严明,对老百姓和蔼可亲、秋毫无犯,还打土豪、分田地接济穷人。他们逐渐认识到,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不同于他们以前所见到的任何一支军队,红军就是他们的恩人。从此,土地革命的热潮就在这赣南偏僻落后的山区掀起来了。
17岁那年,父亲积极参加赤卫队、贫农团、互济会等革命组织的活动。1931年春天,父亲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庄严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他除了站岗、放哨、送信以外,还积极配合主力红军对国民党进行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父亲工作积极、作战勇敢,被评为“优秀团员”“积极分子”,同年9月,光荣出席了赣县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1933年,父亲正式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16日,父亲随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踏上了长征的征途。红军走后,白色恐怖笼罩了苏区,红军家属在劫难逃。国民党反动派硬逼着奶奶交出儿子,结果她被推入水塘溺亡。
长征初期,几乎每天都有战斗。红军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最为惨烈是湘江战役。这是一场打得最苦、红军牺牲最多、损失最大的战役。天上有敌人的飞机,地上有大炮,前边有堵截,后边有追兵。清澈的湘江水都被红军的鲜血染红了。中央红军从苏区出发时有8.6万余人,渡过湘江后只剩下3万余人。11月29日突破国民党湘江封锁线后,父亲被编入红九军团二八〇团任排长、连长。他带领战士冲锋陷阵、英勇杀敌,行军途中又经常为掉队的同志扛枪背包,总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在战士中威信很高。在长征途中经历了战火的考验,1935年3月,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5月1日,父亲随部队从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又参加了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的战斗,粉碎了蒋介石对红军南追北堵之计划。5月29日,就在沪定桥战斗中,他左前臂中弹两处,伤口血肉模糊,白骨刺出,鲜血如注。父亲找了一根绳子捆在伤口上端止住血,坚持不下火线。当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缺医少药。他的伤口很快就严重感染,流脓生蛆,胳膊肿得像大腿一样粗,还经常高烧不退。组织上打算将他留在老乡家里治伤,但他坚决不肯离队。他说:“我参加红军就是要革命到底,只要活着就要和同志们一起战斗。如果非要我留下,那我就在后边跟,就是爬也要跟上部队!”战友们听了,热泪盈眶,纷纷说:“我们都是一起从中央苏区走出来的阶级兄弟,决不能把你丢下,我们抬也要抬着你一起走!”就这样,战友们轮流为他抬担架,一直抬到他退烧重新回到队列里。坚定的革命意志和生死相依的战斗友情使他战胜了伤痛,坚持下来了。父亲回忆起他的长征路时,感慨地说:“长征中,我是三次翻雪山,三次过草地,历经千辛万苦,排除千难万险才完成的。我到陕北的时间比毛主席带领的红军队伍晚了整整一年!”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一路浴血奋战,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打败了无数次围追堵截,终于来到了险峻陡直的夹金山脚下。夹金山是邛崃山脉的主峰,海拔4000多米,常年积雪,空气稀薄。日出前、日落后,遍地冰雪,别说是人,就是鸟也飞不过去。红军从山脚下开始爬山,爬到半山腰时,刚才还烈日当头,突然一瞬间就乌云滚滚,寒风刺骨。说时迟那时快,一阵大大小小的冰雹铺天盖地发疯似的砸下来,很多战士被打得鼻青脸肿。越往上爬温度越低,空气越稀薄,每个人都冻得牙齿不由自主地咬得咯咯直响。大家都心慌气短,双腿发软。雪地难走,没雪的地方更难走,冻僵的双脚踩在冰上,一不注意就会滑倒,一旦滑倒就很难再站起来,快到山顶时又下起大雪,原先湿透的衣裤早已冻成硬邦邦的“铠甲”,紧裹在身上。父亲气喘吁吁,每走一步都很困难,真恨不得席地而卧,哪怕能小坐片刻也好啊!正在这时,前面传来命令:“再累也不能坐下,再难也不能停下!”大家咬紧牙关,互相鼓励、互相搀扶着前进。尽管这样,还是有不少战士牺牲了。特别是一些体质虚弱、实在坚持不住的同志,只要一坐下,就再也起不来了。到了山顶,风雪极大,一刻也不能停留。战士们一个个抱着枪,坐在雪地上向下滑去。下了夹金山就是达维镇,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短暂休整后,又经两河口继续北上,到达卓克基。
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会议上决定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但张国焘想南下川康。8月,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右路军由毛主席率领,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父亲所在的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被分在左路军。左路军是从卓克基过草地的。茫茫草地,没有人烟没有路,阴沉沉的天空下面就是一望无际的腐草污泥,表面看着平坦,下面陷阱暗流无数,稍不注意陷进泥潭,就再也别想出来,越挣扎越往下陷,施救者也同样被陷下去,眼睁睁地看着水一层一层往战士身上漫,很快漫过头顶,只见一串串气泡不断往上冒,真不知这个草地吞噬了多少红军战士的生命!草地的天气变幻无常,忽而狂风、忽而暴雨、忽而冰苍、忽而雪花,忽而烈日、忽而浓雾。战士们每天都浸泡在污泥水中,晚上根本无处可睡,只能几个人或两个人背靠背地坐着取暖打盹。有一天天亮后,父亲起来想拍醒与他背靠背的战友,却发现战友全身冰凉,早已没有气了。就这样,经过5天的艰苦跋涉,父亲走出了草地,到达了阿坝,眼看着胜利在望,可以北上了,但张国焘却发电报要右路军与他一道南下。毛主席紧急决定,带领右路军经阿坝,西到俄界,继续北上,于1935年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与刘志丹、徐海东的陕北红军会师了。
张国焘无视党中央决定,提出“要打回四川去,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企图在四川另立党中央。为此,他强令部队南下。左路军被迫再过草地,再翻夹金山向成都进发。这一路上又有多少红军战士长眠在草地和雪山上!部队被拖得筋疲力尽,既无给养又无根据地,还在川康边界打了好几仗。成都是去不了了,只好向西康转移,边走边打。部队严重减员,处境极为艰险。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再次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另立的“中央”,要求继续北上。此时,红二方面军也即将到来。张国焘见南下碰壁,加上朱老总、刘伯承的坚决斗争,不得已同意北上。
1936年2月,父亲随左路军第二次北上,第三次翻过夹金山、党岭山。党岭山比夹金山更高、更艰险,爬到第三天深夜才到山顶。夜幕下,四周一片灰白,分不清哪是雪,哪是路,不少同志为了探路而摔倒、冻僵、坠崖,永远长眠在山上。翻过党岭山,经过炉霍到达道孚。7月2日,左路军和红二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共同北上。于是父亲又将要第三次过草地了。
在第三次过草地之前,父亲被调到红三十二军(即原红九军团)军部教导队学习,学习内容是如何对付草地上敌骑兵的战术。他学习很刻苦,学到了真本领,在第三次过草地时,还真派上了用场。尽管如此,部队伤亡还是很大。当时,敌骑兵和红军同时进入草地。敌人残杀了很多掉队的战友。后来刘伯承命令皮定均带一个连打伏击,在一块高地埋伏下来,待红军部队过去后,对敌骑兵猛力打击。从此,敌骑兵才停止了追击。第三次过草地,除了敌骑兵的骚扰外,其他各方面条件也都更加艰难。草地有些低凹处,人马踩多了,下面就成了稀泥,人陷下去都很难拉出来,牛马陷入后就根本无法拉,只好当场杀了把肉分给大家带在路上吃。进入草地前,每人带了一些炒面,规定每天只能吃二两,而路上的草根、树皮已基本被先头部队挖光、扒光,因极度饥饿牺牲的战士人数剧增。由于食物太少,牺牲的战友留下的牛皮腰带、牛皮斗笠以及牛皮马鞍等,都被吃掉了。更有甚者,前头部队未消化拉出来的青稞粒也成了宝贝。战士们象征性地涮洗一下用茶缸煮一煮再吃。我听到这些,简直不敢相信,便问父亲:“你吃过吗?”他说:“那当然吃过。”我说:“牛皮那么硬,人家拉出来的青稞那么恶心,怎么吃得下去呢?”父亲说:“有这些吃就不错了。有多少战友就是因为连这些都没得吃而倒在草地上了!咽不下也要咽,只有这样才能活着走出草地。”就这样,父亲第三次走过了草地。
1936年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了。
父亲到达陕北后,就投入了抗战中。之后又随解放大军从东北一直打到广州,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由于长期的艰苦战斗和繁重的革命工作,父亲积劳成疾,于1971年2月逝世,年仅57岁。临终前夕,父亲对守候在床边流泪的我说:“孩子,不要难过,人总是要死的。想想在长征途中牺牲的那么多同志,想想长眠在雪山草地的那么多战友,我能活到今天,看到了人民的解放和祖国的强盛,我比他们幸运多了!我知足了!”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位紧跟党和毛主席奋斗终生的老红军的情怀!
文字、视频、图片来源:赣师学工.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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