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任红军侦探队长的回忆

我任红军侦探队长的回忆

田善珍

一九三二年冬，我在镇巴县城做面食生意，听说张国焘、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从“鄂儿款”到了通、南、巴和镇巴简池一带，红军是为穷人撑腰的，有钱有势的恶人要推倒，对那些吃人不吐骨的家伙，要刀砍枪打，号召穷人起来革命。当时我不知道“革命”是什么意思。一九三三年阴历正月，我从镇巴返回塔巴河，把听到的这些情况，告诉了我当家人李应明，几个晚上都和熟人好友闲谈我在城里听到的消息。黄炳秀、刘秀英两个青年妇女听了惊奇得很，过去一贯念经吃斋的任先生听了觉得奇怪。我提出到简池去打听打听，如真的是那样好，我们就参加。古历二月半间，黄炳秀、刘秀英、任先生和我一路到了简池，他们白天上街赶场听消息晚上就住在水葬坪。我悄悄跑到我妹夫尹正交家里去打听。一天早上，尹正交回到家里，见到我就说：“姐姐！你怎么现在才回来？世道已经变了，是我们穷人的天下了，到处都建立了苏维埃，我已参加了简池游击队，队长是李应先。领导我们的红军连长姓杨，指导员姓李，班长姓金，他们都是从‘鄂儿款’过来的。你好好想一想。今天下午我把你领到杨连长那里去报名参加游击队。”我说：“那好！我还有两三个熟人，能不能一同介绍参加？”到了下午，我妹夫尹正交向红军介绍了我们几人的情况，参加了游击队。我的当家人很支持我，他说他笨嘴笨舌，就在家，让我参加好好干就是了。我参加游击队以后，开头受军事训练，站岗放哨。到了古历三月初三，我参加了简池白家梁的“三月三战斗”。这次战斗，敌方由杨子步、冯良漠、袁玉章等率领，分别从大池、三溪口、钢溪河三个地方向我红军第六连发起攻击。我当时在群众中组织担架队和生活供应，配合红军作战。敌人的第三路是“神团”，他们赤身露体，手持大刀，口里念着“打不进！杀不进”的咒语，直逼白家梁木城。走在最前面的四名匪徒，刚刚爬上木城，就被我埋伏的红军战士打中了。李连长命令战士把四个神匪的头割下来，用杆子高悬在木城前面。那些神匪一看，假装镇静，仍不后退，继续扑向木城。这时，我军的冲锋枪响了，敌人倒下一大片。战斗中指导员钟志钢右眼负伤，同志们劝他下去休息治伤，但他用左手捂着眼睛，右手提着手枪率领战士继续冲锋在前。战斗的后期，我军由防守转为进攻，敌人在我埋伏圈内，死的死，逃的逃。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四日晚，游击队在后槽开党员会，吸收我和刘秀英列席参加。有人提出打王三春的事情，连长说：“谁敢去镇巴侦察王三春的情况？”我主动请求任务说：“我敢去。”连长问我：“假若出了事怎么办？”我说：“死了也就是我一个人。”接着我又说：“黄炳秀、任先生、刘秀英也可以一起去侦探！”连长说：“还要增加符菊儿、董炳娃、田世明和部队的老景一起去侦察。”连长叫我担任侦探队长，我说我没经验，叫景同志担任。连长又说：“你是本地人，熟悉情况，队长由你担任，景同志协助你工作，担任副队长。”经过连长和指导员商量，就这样定下来了。随后我们分别走小路去镇巴城。第二天，我从天池山出发，过二道岩，经桑坪到苏家坡，再过力坝，翻降头山到长岭，沿九阵上清岗坪。在七里沟用一根白布帕子换了一捆柴，走到柳树河坝卖了三吊钱。王三春的人盘问我，我说：“我是到城里完银子的。”他们叫我到田管处去扯票。到了县城扯了票，我就歇在一个油客屋里。旁边住的是一个编灵房子的人，混名叫唐花狗儿。第二天，唐花狗儿要我搬到他家去住，他爱人姓郝。一开始我就给他担水、扫地。他旁边有个女的，人们叫他五嫂。每天我就跟五嫂一路担豆腐卖，扮成做生意的，开始了观察敌情的工作。有一天，周家街一个寡妇因打呵欠错了下嘴骨，吊起一个多月，于疼的厉害，我看到以后，就去把她的头搬仰，向下嘴骨的脱位部位打了两拳头，随着呛的一声合拢了，再也不疼了。看热闹的人很多，从此我就有了一点儿名气。这个寡妇为了感激我，就叫我和她住在一起，住到八月下旬。在六月二十几日，经朱老太婆的介绍，我给王三春第三团的杜团长领小娃，纳袜底子，以便侦察敌情。一天，同路来的女侦察员刘秀英在王三春司令部的马房解小手，被匪徒发现了，说把马房给弄脏了，要把她杀了。我急忙给杜团长的老婆曾太太讲：“她是我的妹妹，因生活没法，到李家坪拣洋芋，来城里讨饭混嘴巴，妇道人家没见识，跑到马房解手，请给说个好话，求长官刀下留情。”我这一说，得到了曾太太的同情，结果没杀，刘秀英立即回到了李家坪。七月下旬，我和其他侦察员在南关作了第一次“会哨”。八月上旬又在柳树河坝前面的铁索桥会了第二次哨。八月十二日上午，我、任先生、景同志、田世明，在去青水的黄河沟一个红籽树扒里，给简池红军游击独立营写了一封有关侦察情况的信。内容是：南关住的王三春团，团长姓苟，是个跛子，东门住的二团，团长姓王，西门住的三团，团长姓杜。城内均只有一部分兵力，还有一些营连住在李家坪、晒旗坝、过街楼、降头山、渔渡坝、观音堂和四川万源县的大竹河、白沙河以及城口等地。镇巴县城的马王庙设的造币厂，工人多，东门城角设的兵工厂，是造枪、造手榴弹的。还有王三春司令部、田管处、邮政代办所的地址和情况，都写在信上，由田世明送回简池。定在八月十五号由简池的红军部队进攻镇巴县城。红军接到信以后，把攻镇巴的时间改了，也就是还在吃嫩包谷的季节。从三元方向来了三百多名红军，打开了镇巴县城，捣毁了王三春部的兵工厂和造币厂，捉住了十八个土豪劣绅，其中有一个在外地任过伪县长，姓罗，卸职后在镇巴伪县政府任一般职员，先在城郊的王家院子关了几天，经过审讯后，解送到长岭镇压了。

过了不久，我又根据简池红军部队的来信到白岩寨、观音堂等地侦探过王三春的兵力情况。侦探任务完成后，我又回到了简池游击队。

一九三五年古历正月初一下午，红军要走的消息忽然传到我的耳边。刚刚天黑，李指导员在观音阁碰见我，叫我收哨。当晚我到大树子的各个要道收毕哨以后，准备回家收拾一下，跟红军一路走。回去以后，突然看到我的当家人李应明的脚被门板踏伤，脱了一层皮，血淋淋的。我硬着头皮走了半里路，边走边想，我走了他咋办，于是又转回来，听到四山的人乱七八糟的喊叫。有的喊：“同志哥！李指导员：你们不能走！”有的狂叫：“这下红军走了，我们就好了。”接着我又到简池坝街上，在郭林家的魏嫂床上睡觉。一会儿，我的对头李应洲、代成恩（原是区苏招待员，叛变）也上了街。由于魏嫂的出卖，代成恩、李应洲闯进了魏嫂的家。李应洲说：“红军来后，你把我报了，关了我一个月禁闭，罚了我八十块钱，今天该是算账的时候了。”说毕就把我一绳子捆起，拉到田庄上的院坝。我将红军发给我的一套军衣脱下交给陈步林之妻李大姐保存。他们又把我拉到李应洲家。由李应洲、代成恩两个人的婆娘看管审问我。没问到几句，我的小弟弟田世明也被捆绑拉进来了。我的当家人李应明拄着一根棒棒，也一步一破的来到李应洲家。他见我被绑的那个狼狈样子，心里很难受。晚上九点左右，代成恩、李应洲又把我带到陈步林家。他们对反动大本团的冯廷奎说：“干脆把田善珍杀了！”冯说：“田善珍是红军侦探队长，我不能一人做主，还是把她送到团上去！”两点左右，他们押着我从白溪经风哑子上了瓦石坪天才亮。路过凉台上，到一户人家歇气，我对这家主人说：“给我煮一点包谷面糊糊吃，我肚子饿的慌。”煮好后，一想我又吃不下去了，押送我的那三个人一人吃了两大碗。吃毕饭又把我押回白溪，交给杨先恩。杨先恩把我交给大本团的白连长，开始对我严刑拷打。问我：“哪些人参加了红军？哪些人还没有走？”我说：“你们知道！我参加了红军，我没有走。”接着就“打猴儿搬桩”，又在我指甲缝里钉竹签子，泼凉水，叫我从实招来！我仍然说：“我参加红军是真的，其他我不知道。”杨先恩骂我：“贼嘴梆硬。”这天已是正月初三了，忽然外面有人喊叫：“红军又转来了！”杨先恩看事不妙，又急忙把我往蓝家寨送。他们了解到红军退了，又从蓝家寨送我到高家梁附近陈武洲家里，和苏维埃干部晏能发关在一个屋里。住在这里，他们又反复拷问，我什么也不说。大本团头子杨子步一伙叉来了，随行人员李明伦说：“干脆把由善珍杀死算了。”伪西区区长杨家眉对我说：“你把季应洲给人埋银元的事给红军报了（实际无此事），现在红军走了，你男人脚又破，只要你赔偿，就不杀你了。”杨子步说：“这样可以。”最后把我的四五亩地折成八十块钱，给李应洲赔偿，找了保人，立了字据，才解开了我身上的绳子。苏维埃给我分的田地、房屋，全被李应洲倒算回去了。我回到水葬坪没有立脚的地方了。我父母双亡以后，两个弟弟很小，无依无靠，是我这个当姐姐的把他们养大的。红军来后，大弟弟田世扬参加了简池游击队，后到西乡阳寺庙给红军运粮、运盐，转回来走到席家河，被杨子步大本团的人杀了。二弟弟田世明，开头参加童子团，以后和我一路到镇巴城去侦探大土匪王三春的情况，来往送信担了很大的风险。红军走后，在一九三五年四月初五被李应柏捉住，杀死在水葬坪的王家河。

一九三五年五月，我当家人的脚好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就给杨先忠背锄头下坝，到了汉中。有一天，简池街上的曹均平对我说：“人家到处在打听，听说还是要杀你，你要赶快想办法逃走！”就在这月，我去一个亲戚家里借了三斗包谷，背到瓦石坪街上卖了，也往汉中坝里走，去找我的当家人李应明。走到林口子，一个担水的人问我：“你往哪里走？”我说：“往坝里走。”那人又说：“你要走快点，这一带有团防上的人。”走了四天，到了汉中十八里铺，找到了当家人李应明，他在梁家伞铺做零活。从此，我们就在十八里铺安了家。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李应明因病去世。一九四一年，我又和刘德培结了婚，直到一九四九年获得第二次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