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参加过南昌起义、百色起义，与秋收起义擦肩而过；在井冈山时，他曾是与朱德、毛泽东并肩的主要领导；在中央苏区，他曾一度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然而，第五次反“围剿”后，他叛变投敌，成为“红军第一判将”，并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当全国快解放时，他又反戈投降解放军；然而，心怀鬼胎的他不敢在国内停留又潜逃香港。
40多年后，他再次回到大陆，在接听邓小平的电话时，他老泪纵横。
他一生反复，没有种下“善因”，却得了“善果”，这是命运的公平亦或不公？
他就是被称为“红军第一判将”的龚楚。
1901年11月，龚楚出生在广东省乐昌县长来镇长来村。龚楚自幼聪慧，他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别人需要三年的初小学业。
17岁那年，龚楚投笔从戎，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粤军第二旅。不久，考入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第一期步科，后来在部队攻打湖南时失败，退回广东北江。回到广东以后，龚楚便被安排在了通讯处。
在广州时期，他经常与社会主义共青团的陈德钊等人接触，经常阅读《新青年》，《向导》等杂志，与他们一同探讨中国革命的问题。在陈德钊等人的引导之下，龚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1924年，他加入了共青团，1925年正式入党。
6月，龚楚受中共广东区委陈延年派遣，赴省农民协会北江办事处从事农民运动工作。翌年夏天，龚楚任乐昌县农民自卫军指挥官。
1927年宁汉分裂后，龚楚于5月初率领乐昌农军500余人抵达韶关，与北江工农军汇合，共1100多人，组成“北江工农讨逆军”，龚任总指挥，前往武汉参加讨伐蒋介石。部队抵达湘南耒阳被改编为第十三军补充团，龚楚任团长。7月中旬，龚楚把部队拉到江西，于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
1928年1月12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一部举行宜章暴动，把宜章的农军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龚楚任党代表。4月28日，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5月4日在砻市召开庆祝大会，宣布成立红四军。龚楚任红四军前委常务委员兼十师二十九团党代表，与毛泽东、朱德并称为“红四军前委三人小组”。当时，中共中央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都把红四军称为“朱毛龚”。
1928年11月，龚楚奉命赴长沙恢复重建市委，途中因遭到国民党军袭击，被中共广东省委调至香港从事地下工作。参与举办《正义报》、《香港日报》，办兵运训练班。
1929年5月，龚楚被派往广西策划领导百色起义。百色起义后，成立了红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龚楚任参谋长。龚楚和邓小平的革命友谊就此开始，龚楚结婚时，邓小平还担任了他的证婚人。
1931年1月，国民党联合围击红七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七军损失惨重。龚楚臀部也负了伤。为保存革命力量，避免更严重的伤亡，红七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4月，龚楚转到上海治疗。8月，离沪抵达香港，转道中央苏区。
龚楚进入中央苏区后，被派任红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长。两个月后，又接任红十二军参谋长。到职仅7天，因李明瑞在肃反中被杀，又被调往江西会昌，接任老部队红七军军长。参加了扩大中央苏区的历次战役，如赣州战役、水口战役等。
1932年底，龚楚因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撤销军长的职务，先后改任中革军委直属的红军模范团团长、独立第二十二师师长兼政委、粤赣军区司令员。
1933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提出了“消灭地主，反对富农，中立中农，联合贫农，以雇农为基础”的农民政策。接连不断的清算，甚至杀到了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父母叔伯都被捕、清算，家中房屋财产全被没收。
龚楚对这种滥杀政策表示异议，他的意见是：反对地主，中立富农，以稳定农村生产；以中农、贫农、雇农为基础，充实与巩固人民阵线。
由于与当时的中央意见不一致，在5月下旬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龚楚再次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受到严厉批评教育，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
或许就是在此时，龚楚对自己坚持的信念产生了怀疑，因此成为他日后叛变的最主要动因之一。
1934年4月中旬，因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患严重的贫血症在汀州医院疗养，龚楚被调红军总司令部代理总参谋长，参加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在转移之前，组织成立中共中央分局，留下项英与陈毅带队，坚持在苏区的斗争。但敌人仍对留在苏区的我军进行“围剿”，在这样的形势下，根据中央指示，中共分局开始进行游击斗争。龚楚带领一部分红军到湘南开展游击斗争，但游击队面临国民党军队“围剿”，损失惨重加上与中央失去联系。意志不坚定的龚楚，经受不住考验，选择叛变。
1935年5月，龚楚率部抵达了郴县黄茅村，心里已经有了另外的盘算。2日晚，龚楚借口生病，早早回到住处休息。3日早晨，警卫员却发现龚楚没有起床，都以为龚楚病了，就没有敲门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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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晌午，警卫员发现龚楚还没起来，就从窗户跳进了房间，发现房间内空无一人。战士们搜遍了整个黄茅村周围，也没有发现龚楚的踪迹，只好把情况报告给上级。
回乡后，龚楚投奔国民党军官余汉谋。因龚楚曾为红军军长，他的到来令余汉谋大喜过望。一番思索后，国民党给他安了个“剿共游击司令”的名头。
因为龚楚在红军中位高权重，而且担任的是重要职务，他的叛变影响巨大，他也因此被称为红军最大的叛徒、“红军第一叛将”等。
龚楚叛变后，即与国民党军狼狈为奸，丧心病狂地对红军、游击队、中共地方干部、打入敌军内部的中共地下人士进行了清剿，使之遭受重大损失或严重威胁。
10月13日，龚楚带领国民党粤军30余人，化装成红军游击队，由广东仁化到达北山，先与土匪周文山部假打一阵，然后冒充湘南红军来找地方组织，准备抓捕项英和陈毅。幸亏由于陈毅的谨慎，没有上龚楚的圈套，但北山游击队几十名队员被敌人包围并壮烈牺牲。这也就是长征留下来的部队突围到赣粤边后，损失最大、性质最严重的“北山事件”。
10月20日，龚楚又带领粤军“抄剿”项英、陈毅的驻地。途中偶遇外出采购粮食和物品的红军侦察员吴少华等，遂要吴少华带路去见项英、陈毅。好在吴少华识破了龚楚阴谋，在到达营地前抢先登山，通知哨兵鸣枪报警，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人才得以迅速转移，躲过一劫。
10月底，龚楚引导国民党3个师向湘南游击区发动进攻，使湘粤赣游击支队受到严重损失，湘粤赣特委宣传部长方维夏当场殉国，粤赣红军游击支队司令兼政委、中共湘粤赣特委委员蔡会文重伤被俘后壮烈牺牲，中共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负伤被俘。
抗日战争爆发后，龚楚在五战区孙连仲部任上校参谋处长，驻守江苏徐州以西的陇海铁路。日军侵犯广东时，任第七战区第一纵队抗日游击司令，在从化木壳岭与日军激战，保卫了韶州。1942年后历任第四战区第四十六军少将参谋长、军官训练团总队长、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等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龚楚曾任国民党徐州市市长，不久去职返回广东。1946年当选广东省参议会议员，1947年任广州行辕少将高参。1949年3月任仁化县长，5月任广东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进军北江，龚楚深感国民党大势已去，不得已于11月率残部下山向他曾经的手下林彪所部投降。12月，人民解放军准备解放海南岛。时任广东省长叶剑英经请示中共中央军委同意，决定派龚楚经香港前往海南策反国民党军海南守将、龚楚的同乡薛岳。龚楚满口答应，但到香港后，担心“回去后决没有好果子吃”而滞留在香港，没有去劝降薛岳。
蒋介石得知龚楚在香港隐居后，曾专门召见他，以高官厚禄许诺他，请他回大陆去，执行“光复计划”。龚楚半生戎马，厌倦了政治斗争的尔虞我诈，以疾病缠身为理由，拒绝了。
此后，善于经营的龚楚潜心在香港经商，培养子弟。几十年中，龚家的生意越做越大，龚楚由政客摇身一变，成为富商。期间龚楚还向美国申请了绿卡，可到了美国后，因为英语学的不好，无法融入当地华人社会，不得不重新返回香港定居。
20世纪80年代后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不再追诉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犯罪行为的公告后，年近90的龚楚闻讯后萌发了回乡的念头。有关部门闻讯后迅速把此事向上报告，并请示以何种规格接待、今后如何与之来往等。统战部门最后批复：对龚楚回乡定居依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来往。
1990年9月13日晚，龚楚与夫人坐火车从深圳来到韶关。在乐昌县委统战部、县府办、侨务办和长来镇领导举办的接风宴上，龚楚递上3封早已准备好的分别寄给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的书信，委托代为寄发。3封信的内容大致相同，主要是向他旧时的同事问候和请求准许他回乡长住。同时，以龚楚的名义发电报给邓小平，报告他已从香港回乡的快讯。
小平同志在龚楚的来信上批下来“同意”的回复，为了展示内地应尽的礼数，他还特意吩咐了当地政府人员前去迎接，并且在1990年的10月发来“欢迎你去北京，可在人大或者政协任职”的信息。
邓小平还在北京给龚楚打来电话，几近双目失明的龚楚颤抖地紧握着听筒，说：“小平你好！我是龚楚……”
邓小平说：“你别紧张，我们是老朋友，你想回家就回家。过去的事，我们不再追究，你也不要放在心上……”听着邓小平的问候，龚楚老泪纵横。
为回报家乡，龚楚特意牵线引资或者是跟他人合作投资，将当地的产业发展起来，仅是上个世纪90年代，乐昌就从龚楚这里引入4亿余元的投资，这也算晚年时期龚楚为家乡做的一些好事。
在谈及自己在红军中的经历时，龚楚可谓是口若悬河，谈论得津津有味。然而在旁人问及他脱离红军队伍后所发生的事情，龚楚却总是避而不谈，推说“记不清楚”了。
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乐昌县长来镇的家中去世，享年95岁。
他的一生，无论是非还是对错，都已经划上了一个句号。
参考资料：《“红军第一判将”龚楚的反复人生》 《世纪风采》 颜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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