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聋哑红军”的传奇故事

　　他是一位聋哑老红军，于1935年在大渡河畔加入中央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他作为一名炊事员，兢兢业业、不辞劳苦，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党的事业，献给了人民军队，在平凡的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谱写出一部无声的传奇。

大渡河畔参加红军

　　1935年初夏，红军长征到达四川大渡河谷。由于不熟悉当地道路，作战任务紧急，急需找个带路的向导。红军侦察员四处寻找时，政治保卫大队的战士肖士杰、马天皇发现了一个站在路旁并不躲闪的壮年汉子，因为不管问什么他都不作应答，好像只会“噢噢”地叫。红军指战员认为此人是在装聋作哑，怀疑他是敌人乔装的探子在刺探军情。考虑到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和担心暴露部队的行动，红军指战员索性把这个人带回部队控制了起来，并强行让他随部队走了一段路程。

　　经过两天的观察和考验，红军指战员发现此人的确又聋又哑，不是敌特奸细。于是决定让他离开部队，返回家乡。然而，此人却坚决不离开，坚决要跟着红军，并且主动帮助部队干重活累活。红军指战员多次劝说，此人大发脾气，他比划着告诉红军指战员：红军好，不想回去，想跟着红军一起走。

　　红军指战员也观察到，此人虽然是个聋哑人，但懂得善恶，特别是勤劳能干，不怕苦，具备了参加红军的基本觉悟和条件。红军在长征途中减员严重，也需要人员补充。再说这位聋哑人已经离开家乡一二百里了，并且不知道回家的路，更没有办法送他回去。于是经领导批准，决定把这位聋哑人留下来，分配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背行军锅、担炊具。

　　这位聋哑人就这样戏剧性地走向了长征之路，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并跟着红军开始走上革命道路。这样一位在平常社会极为普通、甚至在人群中被边缘化了的人，汇入了红军队伍的滚滚洪流，从此开始了再也不同于往日砍柴或背货的生活。聋哑战士聪明能干，喂马、烧火、做饭样样都行，他一加入红军队伍，领导就安排他到中央警备团炊事班工作。由此又机缘巧合地成为保卫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的贴身警卫部队炊事班的一名挑夫，刚入伍就战斗、工作、生活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身边。这位特殊战士由此也成为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聋哑人参军的特例。

肩负100多斤的重担爬雪山、过草地

　　聋哑人刚加入红军队伍不久，便迎来了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行军。雪山草地之高寒地区，对于来自南方的红军指战员来说是身体上的极大考验，然而对生长在此地的聋哑人来说，困难就小得多了。正是这种机遇，使正当壮年的聋哑人初展其吃苦耐劳的能力和潜力，战友们很快对他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彻底打消了原来的顾虑，也使他很快就融入革命大家庭中。

　　红军来到夹金山下，在缺衣少食、不可能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开始翻越“连鸟儿也难以飞过”的大雪山。聋哑战士身着破烂的单衣，满是血泡的脚上缠着干树皮，艰难地跟着部队行军。山顶空气稀薄，雪光刺眼。行军中最艰苦的是挑夫和炊事员，沉重的大铁锅压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心脏和肺部承受着比别人更大的压力。山陡路滑，每走一步，都有可能滑倒。

　　在半山腰，背行军锅的战士小李眼看着就要被狂风吹倒了，走在后面的聋哑战士立即用身体撑住他，拎过20多斤重的大锅扣在了自己背上，向山顶爬去。聋哑战士的背上本来就堆得如一座小山，连队的瓢盆水桶等炊具都在这里。大家的目光刹那间都聚焦在他的背上，不约而同地发出赞叹。更让人赞叹的是，此后长征路上，行军锅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背部。

　　聋哑战士背着行军锅等炊具，跟随红军翻越白雪皑皑的大雪山后再过茫茫沼泽草地。行军锅加上其他炊具，又组成了一副约有100多斤重的担子，聋哑战士都抢过来挑在自己的肩膀上。一天到晚都是行军，有时还急行军。作为炊事班人员，他肩挑背扛，毫无怨言。

　　与这位聋哑战士一同走过长征路的杜泽洲多年后回忆说：“为了减轻战友的负担，哑巴又在肩上担起了100多斤重的担子，筐里放满了炊具和碗筷。他把牺牲了的同志身上的背包和枪支也统统扛在自己肩上，不论是道路的艰难困苦，还是遇到敌人的猛烈轰击，他都毫无畏惧。”

　　在长征途中，有一次敌机突袭扔下炸弹，就在聋哑战士身旁爆炸了。他背着行军锅，大锅罩着他的脑袋和背部，但护不着腿。飞溅的弹片划开了他的右大腿根部，缝了20多针，是背上那口行军锅挡住了同样飞向脑袋的弹片，因为那口铜锅被弹片砸出了几个陷窝。

　　过草地时，班长肖士杰掉入泥潭，他不想连累战友，示意战友们离开，自沉泥潭。聋哑战士见状，立即卸下行军锅，放在泥潭里，自己站进去，用绳子一头系在行军锅把手上，一头交给岸上的战友，划入靠近肖士杰的泥潭。大家齐心合力终于把肖士杰拖了出来。

　　长征快结束时，聋哑战士终于戴上了缀有布质红五星帽徽的八角帽，穿上了缀有红领章的灰色粗布军装。他激动地左看看右看看，前摸摸后摸摸，感觉特别亲切。可以看出他对革命前途充满了向往，并渐渐构筑起了坚强的信念。长征路上发给他的这个红五星帽徽和这对红领章，后来成为他最宝贵的珍藏。

来自中央领导的关心

　　1942年，聋哑战士所在的中央军委警卫营与中央警卫教导大队合编为中央警备团（对外称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警备团），直接隶属中央军委建制，吴烈任团长兼政委。开始时，聋哑战士在中央警备团的连炊事班，几个月后调到中央警备团团部炊事班。不管调到哪里，他始终都勤勤恳恳，不辞劳苦，起早睡晚地工作。

　　1942年7月的一天，聋哑战士那双本来就烂得不能再烂的鞋已经不跟脚，鞋底早磨穿了，他索性光着脚挑水。虽然地面温度很高，甚至有些烫脚板，他依然健步如飞地穿梭于山沟和山上的部队驻地。突然，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朱德总司令。聋哑战士把水桶一放，跑了过去，紧紧地握着朱总司令的手。但朱总司令的目光却死死地盯着聋哑战士那光着的脚，他让警卫员立即通知中央警备团的领导赶过来。

　　一位负责人急匆匆地跑了过来。朱总司令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批评：“你这个领导到底是怎么当的？”当朱总司令指着聋哑战士的双脚时，这位负责人才知道朱总司令为什么如此大发脾气，立即表示说：“首长，我们立即给他发新鞋。”朱总司令的口气不亚于下达一次重大作战行动的命令，厉声说：“赶紧去！要是我下次再看到他光着脚挑水，你这个领导就不要再当了！”

　　朱总司令从聋哑战士脖子上拿过那条又黑又破的毛巾，给他擦额头上的汗，又拍了拍他的肩膀，伸出大拇指。聋哑战士明白了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也伸出大拇指，激动地高高举在朱总司令面前。

　　延安宝塔山下、延河岸边，人们经常看到一边走路一边思考问题的毛泽东同志。当时中央机关有“不成文的纪律”：平时见到毛主席，不要主动上前打招呼，以免打断他思考问题的思路，但只有这位聋哑战士是个例外。他一见到毛主席，就会放下手里的活，一边飞奔过去，一边用双手在衣服上擦去污渍，然后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使劲地摇，还会叽哩呱啦地说几句大家听不懂的话。毛主席也会高兴地向他竖起大拇指，表示敬意。警卫员第一次看见这位聋哑战士走向毛主席时，要上去拦，毛主席说：“不要挡他。”

　　聋哑战士在延安待了整整12年。这12年里，他用自己的肩膀为中央警卫部队挑水无数，扁担磨破了无数个厚厚的垫肩，汗水浸透了件件军装。他干活从来不惜力、不怕苦、不怕累，以顽强的生命力和意志力圆满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他虽然不会说话，听不到声音，不能冲杀在第一线，但他为部队建设、为革命事业做了大量工作，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革命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工作从不打折扣

　　1949年，聋哑战士随中央警卫部队进入北京后，从团部炊事班调到了师部机关炊事班。大城市有自来水，炊事班也开始烧煤，用不着挑水和烧火了，这一停下来使他极不自在。于是，他整天找活干，常扛把扫帚，在机关大院里转悠，看到哪里不干净就马上打扫；星期天，澡堂前的人多了，他又主动站在门口收票，维护秩序。

　　战友们已经明显地看出，此时的聋哑战士，身子骨已经大不如从前。一次体检，卫生所发现他有冠心病，血压也明显偏高。师长刘辉山特别照顾他，给他联系了大连一家荣军院。但他去了不到半个月，就回到北京，要求安排工作。师领导考虑到当时营区有一片荒地，准备开发成果园，于是决定让他来管理果园。

　　聋哑战士听说这一消息，高兴地表示接受任务，当即赴任。从此，他把果园当成了极为重要的工作场所，每天劳动在果园，拔草、浇水、剪枝、灭虫，发现有人损坏果树就及时制止。不管是风天雨天，还是春夏秋冬，人们总能见到他在果园内劳动，或背着手，围着果园转来转去，尽职尽责地看护这片果树。

　　聋哑战士在这里一干就是16年。他一生中没有担任过正式职务的“官”，担任这片果园的管理员，可算是他一生中职务最大的“官”了，那一排排果树就是他的兵（北京卫戍区部队至今还保留着这片果园）。刘辉山曾回忆说：“他对工作上的事从不打折扣，历来都是任劳任怨。”

　　1955年国庆节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佩授军衔，师领导对给聋哑战士授衔一事进行了专门研究。师领导认为，聋哑战士从长征一路走来，劳苦功高，决定给他授予公安警卫师少尉军衔，定为少尉正排级。与此同时，解放军总政治部又授予他三级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授予老红军的最高资历勋章和奖章。聋哑战士也有了自己的档案，在中央警卫部队档案室里，就有了这样一份不可思议的档案：姓名：哑巴；籍贯：四川大渡河一带；入伍时间：1935年6月。

　　1983年6月14日，聋哑战士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管理科的工作人员在整理他的遗物时，看到他的全部家当：一顶红军长征时的旧八角帽；一对发黄的红军长征时戴的红领章；四套新军装；五双新胶鞋；六枚勋章和奖章。

　　其实，这位“哑巴同志”“哑巴红军”在参加红军之前是有姓名的，在他的家谱中，他被他的长辈和乡亲们呼唤为“熊世皮”，生于1891年，他的家乡在四川省泸定县磨西镇海螺沟竹麻场下熊家。

来源：党建网微平台、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