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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长征是我党军事史上的伟大奇迹，它使红军彻底摆脱了国民党的围剿，各大主力部队成功会师，实现了我党北上抗日的总体方略。
但却有这样一支红军游击部队，在长征之后，却未能接到周总理撤退令和主力会合，一直和国民党打到了1947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纵队组建，接下艰巨任务
遵义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决定带领中央红军北上前往四川，与红四方面军进行会师。
然而，在行军转移的路上，中央军却遭遇了国民党军的多次伏击。
一渡赤水后，毛主席决定，彻底改变现阶段的战略方向。
暂时不再汇合部队与国民党进行正面冲突，而是优先保存自身力量，转移作战地区，等待作战胜利的有利条件。
为了出其不意，毛主席决定避开红二、红六军团方向，跨过赤水河，向东南行军攻打遵义。
同时，为了迷惑蒋介石，毛主席决定派出小股部队，伪装成主力，继续向北进攻，为中央军二渡赤水争取时间。
1935年2月10日，中央军在扎西镇湖广会馆，召开了100多名干部参加的动员大会。
决定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执行牵制国民党部队，掩护红军主力的任务。
在会议上，每个人都知道这次任务的艰难与重要，虽然被选中了，也代表了组织的高度信任，但同时也意味着随时面临牺牲。
再加上对离开大部队和中央领导们的不舍，所有干部都非常安静，整个会议现场充满了沉重的肃穆。
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当时职位还是副主席的周总理亲自为干部们动员讲话，周总理告诉将士们：
“这次游击队的任务很重，不仅要打击牵制敌人，还要安置保护好伤员。”
“在驻地建立革命根据地，请大家在这里坚持战斗，坚持革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分别只是暂时的，等到革命的力量发展起来，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归队，我们也将重逢。”
听了周总理的话后，将士们纷纷眼含热泪，激动说：
“请党中央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在发言结束后，大家擦干眼泪，为家人写下来诀别书，从此决定誓死战斗。
看着战士们坚毅的面庞，周总理整理好衣襟，向全体战士们庄重地行了一个军礼。
两天后，川南游击纵队的将士们就此便和主力部队分别，奔赴游击战场。
然而周总理万万没有想到，他再也没等到下达命令的机会。
不惧牺牲，战至最后一人
在川南游击纵队建立初期，指挥员和战士们加在一起也不过四百余人，而且其中还有大量需要照顾的伤病员。
但即使存在着众多困难，游击纵队的战士们，依然士气高昂不惧牺牲。
他们奋勇作战，出色地完成了牵制掩护任务，为后来的遵义大捷奠定了基础。
不过，这也使川南游击纵队引来了国民党军的注意。
1935年3月，川南游击纵队到达大石盘休整，遭遇了国民党川军黄锦章团的猛烈追击，由于事发突然，游击队战士们被川军包围。
为了掩护大部队进行撤退，游击纵队特委委员兼组织部长戴元怀当机立断，带领10名战士对敌人进行佯攻，以此吸引住敌人的火力。
戴元怀和手下将士们作战英勇，但由于双方人数差距悬殊，最终还是牺牲在了敌人的炮火下。
而为了达到摧毁我军士气的险恶目的，国民党军甚至将戴元怀的头颅砍下，运送到周边的镇子进行示众。
戴元怀的妻子李桂英，也和丈夫一样在川南游击纵队工作，是司令部的一位指导员。
三年前，两人在亲友的祝福下结为夫妻，虽然新婚燕尔的二人感情非常好。
但由于各自都有着工作任务，这些年来一直是聚少离多，直到今年年初因为游击纵队的组建，才终于得以见面。
但没想到的是，在相伴仅仅一个多月后，李桂英就被告知丈夫的牺牲。
7月初，川南游击纵队在朱家山休整时与黔北游击队顺利会师，自此，两支队伍合并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
为庆祝会师，战士们还和驻地的百姓们一起举行了联欢会，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快乐时光。
当月13日，游击纵队在抵达威信长官司、观音塘，又一次遭遇了川军的围剿。
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一百多名纵队战士或负伤或牺牲。
一时间，士气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就在这关键时刻，中共川南特委当机立断，决定以余泽鸿等人为首，组建新的领导小组。
临危受命的余泽鸿迅速进入状态，立刻就任纵队政委和川南特委书记。
在他的指挥下，整个游击纵队很快便重整旗鼓，继续进行顽强战斗，最终成功摆脱了国民党的封锁。
在长期的艰苦行军和游击作战过程中，与曾在战斗中失去了自己伴侣的余泽鸿和李桂英相识相知。
拥有同样信仰和遭遇的二人，很快便走到了一起，最终在组织的安排下结为了夫妻。
1935年10月，游击纵队与贵州省工委取得了联系，余泽鸿得到了与驻扎在贵州的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许可。
不过，为了保护主力部队不受到国民党的围剿，余泽鸿决定牺牲自己牵制敌军，由于战况复杂，从此游击纵队便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虽然游击纵队已经只剩下二百多人了，但在余泽鸿的指挥下，这支人数不多的部队，依旧令国民党们吃了极大的苦头。
无计可施的国民党，甚至将余泽鸿的亲人抓进监狱，进行恐吓折磨，希望以此威胁余泽鸿投降屈服。
但是，这种卑劣的手段不仅没能打击余泽鸿的精神，反而令他对国民党的恨意更深，战斗热情愈加高昂。
1935年12月15日，由于国民党军派出大部队进行围剿，在战斗过程中，余泽鸿不信牺牲，年仅32岁。
长征结束后，周总理才得悉余泽鸿牺牲的消息，十分悲痛。
而当时的李桂英怀有身孕，正在村民的家中休养准备生产，因此暂时脱离部队而逃过了国民党的迫害。
1936年2月，因战事吃紧，李桂英在生产三天后便回到了部队，那时，她才知道，自己的丈夫余泽鸿在孩子出生两个月前就牺牲了。
同年11月26日，正当游击纵队在野腊溪进行短暂休整时，得到消息的国民党军迅速赶往现场，使用重机枪对纵队进行扫射。
虽然大部队最终成功突围，但整支队伍也因此被打散，包括李桂英在内的大量队员，在战斗中被俘虏。
在关押期间，国民党特务不断对李桂英进行严刑逼供。
但在李桂英巧妙的周旋应对下，国民党特务并未得到任何有用信息，最终只能将她关押囚禁了起来。
直到后来西安事变，我党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要求释放俘虏后，李桂英才得以离开监狱。
1937年，游击纵队失去与中央军的联系已经两年了。
在这段时间里，即使严重缺乏补给和后援，游击纵队的战士们，也依旧没有停止和国民党军进行战斗。
同年1月，由于兵力和火力严重不足，在遭受国民党连续多次的围剿后，游击纵队被国民党军彻底打散，建制就此消失。
薪火相传，英烈永垂不朽
但是，即使在编制被打散后，原川南游击纵队剩余的极少数人，依旧没有放弃革命。
他们自发组建成了贵州游击支队和云南游击支队，继续在川滇黔边区进行战斗。
其中，贵州游击支队也在队长赵文海的部署安排下，不仅不断地在各地举行着抗日宣传活动，还发动当地群众参与积极革命，为我党的政治宣传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1939年，日军部队逼近贵州独山，赵文海率领贵州游击支队的战士们前往抗战第一线。
他们一边与日军进行战斗，一边组织群众建立根据地，以此不断扩大红军队伍。
1941年，贵州游击支队在毕节和镇雄边境遭到国民党的围剿。
虽然游击队的战士们在赵文海的带领下进行了多次转战，但由于缺乏后勤补给，最终还是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大量战士就此牺牲。
赵文海虽然在战友们的掩护下逃脱，但也受到敌人的通缉和追捕，虽然战友和部下们惨遭国民党的屠戮，但赵文海并未因此灰心而放弃革命。
8月1日，为筹集革命经费，赵文海带着儿子赵银臣，秘密前往赤水河镇。
然而在行进途中，二人的行踪不幸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双双遭到逮捕，被国民党囚禁了起来。
同月，赵文海被特务杀害，牺牲时才不过43岁。
与此同时，云南游击支队在队长殷禄才的带领下，先后击退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攻。
到抗日战争胜利前，这支部队甚至已经发展到具有四百余人的规模了，不过，这也使得殷禄才成为了国民党军的“忌惮”。
1947年2月，为彻底消灭云南游击支队，国民党不惜派出上万人到游击支队的根据地，进行持续清剿。
由于兵力和装备差距悬殊，殷禄才被迫率领剩余部队潜入深山。
为了逼出殷禄才，国民党军竟直接下令放火烧山，烈火和浓烟让殷禄才被迫选择带着支队队员们向外突围。
在冲锋的过程中，大部分队员不幸牺牲，最终只有殷禄才和几名战士成功逃出。
在战斗突围过程中，殷禄才的妻子何吉珍和孩子们不幸被俘。
在战场上，何吉珍的手枪让敌军闻风丧胆，而面对连日的严刑拷打，何吉珍不仅没有说出国民党想要的半句情报，甚至革命意志更加坚定。
于是，愤怒的国民党特务们决定将何吉珍枪决，这些特务甚至将何吉珍的孩子们拉出来，逼迫他们亲眼目睹自己的母亲的死亡。
面对国民党的枪口，何吉珍毫不惧色，不仅如此，她还让孩子们也不许哭，坚定地与国民党特务抗争到最后一刻。
1947年3月，殷禄才的行踪被国民党发现，他与国民党军顽强战斗，直到剩下最后一颗子弹。
而这颗子弹被他留给了自己，为了不当俘虏，殷禄才饮弹自尽，壮烈牺牲。
最终这支川南游击纵队未能顺利会师，也未能接到周总理的撤退令。
从1935年到1947年，川南游击纵队将革命之火在川滇黔边区点燃了12年，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意志为人民革命和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直到建国后，彭德怀依旧在寻找着游击纵队的幸存者。
1986年，为表彰川南游击纵队的突出贡献，弘扬余泽鸿、戴元怀等烈士的革命精神，张爱萍为他们亲笔写下了题词。
直到今天，党和人民也依旧永远记得他们做出的贡献，这支英雄队伍的事迹将永垂不朽，成为我党革命斗争史上的不朽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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