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参与“让道红军长征”秘密谈判的梅州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进行战略转移前夕，曾跟陈济棠互派代表进行秘密谈判，达成停战协议。此次谈判让红军得以“借道”粤北，为红军顺利突破国民党军前三道封锁线创造了条件。所以，这次秘密谈判是一次关乎中央红军征途命运的谈判。而代表粤军参与此次谈判的首席代表，便是来自梅县的杨幼敏。

红军在赣南地区建立根据地以后，红军的力量与广东的军阀直接对峙。在红军建立赣南根据地期间，广东主政者是陈济棠。陈济棠（1890—1954），字伯南，广西防城港人，为客家人，粤系军阀代表，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1929年，他趁广东军政首脑李济深与蒋介石矛盾无法调和之机，取代李济深，主政广东，直到1936年下野，主政广东达8年之久。由于长期主政广东，政治上与南京分庭抗礼，1故有“南天王”之称。陈济棠主政广东期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多有建树。

作为粤军新军阀代表，陈济棠与蒋介石素来不和。1931年，由陈济棠领衔，在广东掀起反蒋运动。12月15日，由于形势所迫，蒋介石宣布下野，宁粤对抗的局面暂时结束。但到1932年1月，蒋介石即复职。蒋介石为“一箭双雕”，派陈济棠进行“剿”共，企图令其两败俱伤，以坐收渔利。陈济棠也明确蒋介石的意图。

同时，陈济棠也清楚时局，此时江西红军的存在，反倒成了陈济棠与蒋介石的一道天然屏障。这一点陈济棠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不愿意与红军为敌，而是消极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从1932年到1934年，红军与粤军阀之间便形成了“明打暗和”的局面。这一点也被中央红军所利用。毛泽东曾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的身份提醒红军，可以争取国民党南昌行营南路军陈济棠，以利用敌人内部矛盾，达到保存自己实力的目的。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由于毛泽东被免除了军事指挥权，作战的策略改变，导致经过近一年的反“围剿”，红军失利，根据地面积日益缩小，被迫战略转移。此次战略转移，只能从南方转移，这势必会遇到陈济棠的部队。而陈济棠的部队也不希望与红军相遇发生冲突。因为发生战斗，则自己的力量会受损，正好中了蒋介石“一箭双雕”之计；但是，作为其下属，又不得不对红军进行“围剿”，如何处理这个矛盾，成为陈济棠需要思考的问题，于是便有了双方的秘密谈判。

谈判之所以能够进行，是双方需要的结果。在陈济棠方面，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所以陈济棠对于谈判有很高的意愿。在第五次“围剿”红军时期，陈济棠任南路军总司令，他苦心经营，将广东变成他的天下，被人称为“南天王”。长期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使得广东处于一种半独立的状态。蒋介石想借刀杀人，利用陈济棠来剿灭红军，从而达到削弱陈济棠力量的目的。陈济棠对此早已洞若观火。因此在接到蒋介石命令后，便知道其意图。

而在中央红军方面，则是由于毛泽东的主张得到朱德、周恩来的支持。1934年9月，朱德在瑞金与陈济棠派来的人取得联系，并致信陈济棠，请派人来商定协议。时间为1934年9月或10月。此举对于陈济棠来讲是“送客”，对红军来讲便是“借道”，双方各取所需。

为了与红军接触，陈济棠需要找一个中间人进行谈判。恰巧，他的护兵中有人和当时红军第九军团团长罗炳辉的内弟相识，罗炳辉的内弟在广东做生意，他愿意代表他们到苏区传话。陈济棠立即给红军领导人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说准备派总参谋长杨幼敏和黄质文、黄任寰三人为代表前来谈判。信由罗炳辉的内弟转到了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李克农引见周恩来、朱德，并将信交给二位。红军方面派出潘汉年、何长工作为谈判代表。

经过双方约定，谈判的地点设在寻邬县境内的罗塘（今寻乌县罗珊乡）， 1934年10月初，朱德、周恩来派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前来谈判。在出发前，在瑞金方面由周恩来和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交待谈判的任务与原则，规定了联络暗语，并带有朱德写的介绍信。信的内容为：

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往寻邬与贵方代表幻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佛当感！专此顺致

戎祺

朱德手启

十月五日

潘健行即潘汉年，“幻敏”即“幼敏”。10月5日黄昏，何长工与潘汉年来到苏区与白区交界的筠门岭羊角水。陈济棠独一师二旅少将严应鱼负责接应。严应鱼奉陈济棠指示，派特务连连长严直率全连以及严应鱼的四名轿夫李春霖、李绍纪、邓苦材、罗保才等人，用两乘轿子将何、潘二人接到距羊角水约30里的江西寻邬罗塘镇严的旅部。此前，陈济棠的代表已先期到达这里，并作好布置。双方谈判代表，红军为何长工、潘汉年；陈济棠的代表为第一集团军（南路军）总部少将参议杨幼敏，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寰，第八师师长黄质文。双方代表都住在严旅部新修的小洋楼中。

时驻赣粤边区的为平远人严应鱼。严应鱼（1894—1951），国民政府陆军少将，字碧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毕业。1934年，严应鱼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直属独立一师第二旅少将旅长。严应鱼当时的旅部设在罗塘。罗塘乡，位于寻邬县东北部，应境内罗塘河命名。罗塘河是赣江水系发源地之一，在历史上，罗塘是上广东、赣州水陆贩运的重要码头，也是省际物资集散地。在临罗塘河岸的一块狭小平地，建有一栋两层小楼，这是严应鱼的旅部所在地。红军代表被安排在楼上住，陈的代表住楼下。由旅参谋长兼军法处长韩宗盛负责接待警卫。为了安全起见，当时规定包括严应鱼本人在内，无关人员一律不准进入小洋楼，站岗的哨兵也一律挑选忠于严应鱼的客家子弟担任。

谈判在二楼一个房间内举行，为求保密，所有协议不形成规范的文字，只由双方代表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经过三天的谈判，达成五点协议。根据何长工的回忆录，这五项协议主要内容有：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3.解除封锁；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四十华里。

这五项协议，对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后期的物资供应以及战略转移都有重要意义。首先打破了蒋介石对苏区的经济封锁，使得红军可以从广东获得必需品；其次，打破了蒋介石对苏区的军事封锁，为红军长征初期突破封锁线提供了有利条件。陈济棠也信守了这个协定，所以红军初期突围基本没有遇到军事抵抗。为红军战略转移开了一个好头。从而使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得以从湘粤边境进入广西。

谈判结束后，作为粤方代表的杨幼敏返回广州，向陈济棠汇报了谈判情况。陈大喜，同意第二天便签订协议，并兑现承诺。通过严应鱼，送给红军200箱子弹和食盐等物资。

谈判取得实质性成果后，细节尚在进一步斟酌中。此时，何长工、潘汉年收到周恩来发来先约好的密语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二人明白战略转移已经开始，长征开始！于是告辞，回到苏区，并在于都追上红军，并向周恩来汇报了谈判结果。周恩来欣慰地说：“这将对红军的战略转移产生重大的作用。”

当年10月中旬，红军中央主力开始长征。陈济棠信守协议，所以红军得以从容地通过粤北。对于陈济棠部的表现，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一中将副厅长、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等喻之为“敲梆式的堵击，送行式的追击”。蒋介石给陈济棠发电质问：“平时请饷请械备重，一旦有事则拥兵自重，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此乃我国民革命军千秋伟业之污点。”由于陈济棠信守了谈判协议，没有对红军进行认真的追堵，才让红军得以比较顺利的通过粤北地区，突破了蒋介石三道封锁线，为红军战略转移开了一个好头。

这段历史被尘封已久，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何长工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首次向外界披露此事，曾引起史学界的轰动。因为之前有关长征的文学或历史文献中，都无例外描述红军是如何势如破竹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没有提到谈判的事实。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在广东省军区党史办任职的李正堂的走访与调查，确认史实。

这段历史如此重要，杨幼敏作为当时谈判的代表，功不可没，也因此次谈判的非凡意义而留名历史。

此次谈判，发生在粤赣边境客家地区。参与谈判的人员都是客籍人士。其中杨幼敏是梅县城东下市人，黄任寰是梅县西阳人，他们都是同乡。另一位黄质文来自广西合浦（原属广东），也是客家人。他们的上司陈济棠也是合浦客家人。在谈判地点负责保卫与后勤工作的严应鱼则是平远县人。这些因素导致他们在互相交往上，至少没有语言上的隔阂。当时粤军秘密的工作需要身边值得信赖的人物出面。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陈济棠派出几位客家籍人士前往与红军谈判。

随着1936年陈济棠的下野，杨幼敏也回到家乡，并开始在家乡从政。1938年，杨幼敏接替梁翰昭，出任梅县县长。民国时期，广东政局动荡，县长像走马灯似的更换。在民国38年间，梅县共有51任县长，可见其更换之频繁。杨幼敏具体任职时间为1938年3月至1939年1月，前后不到一年。

除了担任县长外，杨幼敏后来又出任县议长一职。1932年，梅县成立临时参议会，1936年中断，1944年恢复临时参议会。1945年夏，国民政府提出“实施宪政，还政于民”，宣布各县成立参议会，并规定所有县参议员通过选举产生。1946年2月中旬，梅县参议会正式成立。第一次参议会于1946年2月12至15日在梅城举行，县长温克威主持开幕典礼，大会选举杨幼敏任议长，古云琼任副议长。时杨幼敏正赴台湾考察未归，大会由副议长主持。1946年7月15日，第二次参议大会举行，杨幼敏主持。第五次大会于1947年6月16日在梅城举行，议长杨幼敏因“任性妄为，失却县民信仰，有损本会名誉”被罢免。所以其议长任职前后为2年。据说之所以被罢免议长一职，是因为杨幼敏为人刚正不阿，敢于直言犯上，敢于向上反映民间疾苦，敢于得罪土豪劣绅，故其官场累累失意，官职越做越低，最终在家乡的议长一职亦被罢免。县议长被罢免后，杨幼敏前往香港谋生，晚年在香港靠养猪为业，晚景不佳。从此再没有回到家乡。

杨幼敏与家人合影于梅县县政府（今梅江区政府大院）榕树下。

1936年，“南天王”陈济棠江河日下，众叛亲离。其时所辖虎门要塞是保卫广州城海上门户的咽喉要地，为此，特委派亲信将领参谋长杨幼敏为该要塞司令，并充实其防务。杨接命令后急奔赴虎门布防，士气为之一振。

老谋深算的蒋介石便派出谋士四处游说，策反倒陈。此后，发生了一空军大队飞入南京宣布拥蒋倒陈等一系列事件，使得广州城人心惶惶。自然，虎门也是蒋介石策反的目标之一。蒋先派特使，通过刘志陆将军授意其弟刘志海，找到杨在香港的弟弟杨少敏密谋，并许下重诺，然后两人前往虎门。在外海前沿，为驻防舰艇截获，还亮出是司令胞弟的证明，说明欲前来见司令，有要事相商。经盘查证实后，与虎门司令通话请示，杨接电话后，即指示该舰就地监视，不得引入，随即坐旗舰直奔外海前沿召见两人。见面后，刘志陆的弟弟转达乃兄刘志陆将军的问候，呈述当前局势，并深表关怀，后直截了当地转述南京政府的意图：只要将兵符信印带港宣布拥蒋倒陈，即可得大洋二十万元，官保原职，还可晋升一级。来者劝说一番，杨听后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怒斥其不忠不义。并表示，钱财官职无所谓，名节断不可不顾。现看在刘志陆将军及做兄弟的情分上，不予追究，着即刻离去。言毕，拂袖而去。

真是无巧不成书，其时广州的陈济棠正召集高级将领召开会议，陈济棠在大厅里焦急地来回走动，思考着会议上的决策。直拨虎门的电话摇个不停，召杨幼敏火速返回广州开会。然而此时此刻，杨幼敏正在前往外海的途中。副官的回答仍然是司令乘旗舰出前沿见其香港乃弟，这一回复令陈济棠产生了一个错觉，认为又多了一个变节者。在悲愤之余下令召开会议，眼看所剩无几的爱将，表示为了使广东父老不受兵灾之祸，宣布下野。为报答在座的众将在最艰苦的时刻的追随，陈济棠将库银二十万光洋分给众人。原来预予虎门杨幼敏的那份，因观其投奔蒋介石，由众人均分。

再说虎门方面，杨幼敏从前沿回来，得知副官报告，立马赴广州。船到广州天字码头，证实了风闻，其时广州城已一片混乱，到司令部时，已人去楼空。陈济棠部悉数前往香港。随后，杨幼敏也只身到香港打听到陈的下落，前往晋见，告知事情的原委，并将信印交给陈济棠。陈抚其背感慨道：“忠孝节义，虽古说难全，唯吾兄当之无愧也。”

事情发生在1938年抗战期间，粤东侨乡梅县正处于兵荒马乱的岁月。南洋音信中断，众多侨眷生活变得异常艰苦。其中梅城下市角一户黄姓人家母子俩，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儿子在梅州中学读书，生活靠丈夫寄钱接济，相安度日。抗战爆发，南洋接济中断，母子生活陷入困境。儿子即将高中毕业，母亲为了儿子能高中毕业，拿起扁担随同一帮人入谢田洋门担煤炭。后来儿子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梅州中学，这使她感到欣慰。但在那个年月，毕业即等于失业。为了给儿子找一份差事，这位母亲想到邻居杨屋的杨幼敏（杨泰生）。时杨幼敏正任县长。于是请杨帮忙找一份差事。见到杨后，直接说明了来意，杨幼敏答应先见见孩子再说。次日，杨幼敏见到该生，印象尚可，便答应有适当工作定当引荐。不久，打听到某银行需聘用职员，便推荐黄前去试用。由于小黄工作表现不俗，获得录用，做了职员。母子生活得到改善。转眼临近春节，母子想酬谢杨幼敏的引荐之恩。于是便买了只大公鸡，由黄母亲自提着送上门，以表达谢意。杨幼敏让她把鸡带回去过年，并说你儿子有出息，是你儿子工作出色。黄母执意要将鸡留下，这就推来推去。杨幼敏没法，扳起脸来说：“是不是你儿子做到有两个钱，比泰伯还有钱了！你说，你说，如果你比泰伯有钱，泰伯就把鸡留下，如果比不过泰伯，就把鸡提回去。”黄母说：“哪敢，哪敢同泰伯比……”杨幼敏接着放缓口气说：“你这就对了，你确实比泰伯穷，泰伯唔敢食你的鸡，你的心意我领了，快把鸡带回去过年，你回去告诉你儿子，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报答泰伯最好的礼物。刚才我讲话态度不好，过大声，请莫怪……”

建成于1934年的梅江桥在1938年差点被炸毁。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1938年，广东省政府委任杨幼敏为梅县县长，其时，日寇占领潮汕平原，有进军梅县之势。丰顺县首当其冲，成为日寇进犯的目标，后又轰炸了梅县许多地方。广东省当局为了切断日军东进之路，便下令毁坏多条通往内地的道路和桥梁，梅江桥也是其中之一。杨幼敏非常着急，考虑到梅江桥刚刚建好没几年，便要毁在自己任上，于心不忍，也难以面对家乡父老与海外乡亲。但军令如山，不可抗拒。权衡之下，杨幼敏毅然向上级反映情况，并提出缓炸方案，即在桥北端第三墩凿炮眼安放足够的炸药并接通电源，安排人员24小时轮流值班警戒，遇到敌情才立即疏散桥上行人，切断两端交通，再引爆炸药（据当时凿炮眼的见证人黄禄祥所述，梅城下市角卖柴坪巷子黄屋人）。这一方案得到省政府的批准，因此保全了梅江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