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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楚，曾是与毛主席、朱老总齐名的红军领袖，三人被称为“朱毛龚”。按照正常的剧本走，他前途无量，建国后能担任要职。

然而他在革命艰难时期，选择投靠国民党，并帮助敌人残忍杀害我党的同志，给我党造成了严重损失。由于龚楚在红军中拥有很高的地位，因此他也被称为“红军第一叛将”。

国民党溃败后，他一直生活在香港。1990年，80多岁的他给邓公、杨尚昆、王震三人各写了一封信，申请回广东老家长住。

邓公会不会答应这个老战友的请求？龚楚当年为什么要叛变，其结局如何？

写信申请回乡长住

1990年9月13日晚上，韶关乐昌县长来镇上的人们非常激动，没有丝毫睡意。其中，有的是普通民众，有的是镇上和县里的领导。他们一边小声议论着什么，一边在等待一个人。不一会儿，他们等的人出现了。

只见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在旁人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走向人群。他一身西装，戴着眼镜，穿着打扮与在场的人都不一样，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不少人看到他，脸上露出了笑容。

其实，这是一场接风宴。当地人如此隆重迎接的人，就是龚楚。

时隔数十年，终于再次踏上了这片土地，见到了熟悉的人和景物，他脸上的笑容没有消失过。

与当地领导、亲人朋友寒暄后，他颤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拿出三封信，交给对方，请他们代自己寄发。

信是龚楚亲笔写的，内容是问候以前的老同事，收信人则是邓公、王震和杨尚昆。除了和他们叙旧之外，他在信中还表达了一个请求——申请回乡长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没有忘记那些曾经杀害我党同志的特务、国民党将领，并下令追究他们的责任。很多恶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作为前国民党少将，龚楚每天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深怕自己的过去被人知晓，被抓进监狱中。于是，他改名龚松庵，在香港生活了几十年。

都说时间能消除一切仇怨，加上人民政府胸怀宽广，渐渐的不再追究这些人的罪行。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不再追诉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犯罪行为”。

听说消息，龚楚十分激动。此时，他已经87岁了，想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看看，甚至在老家长住。落叶归根，是他最大的愿望。

为此，他向有关部门写了申请信。虽然统战部批注了他的申请，指示当地各部门按照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他，可回乡长住的事情还没有着落。

龚楚明白这事儿不是一般人能解决的，便怀着复杂的心情给位高权重的老同事们写信，请他们帮忙。他不知道申请能否得到批准，毕竟自己过去做了太多错事。

革命艰难选择叛变

1935年春天，龚楚接到上级的命令，带领一部分红军战士到湘南一带与敌人展开游击战。那时候，红军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1933年9月末，蒋介石企图将红军斩草除根，彻底消灭革命力量，所以调集了100万左右的兵力，下令对红军展开“围剿”。

敌人的兵力比我军多不少，装备也更好，我军没有优势。更要命的是，内部同样出现了矛盾，“左”倾教条主义明显，毛主席失去了对军队的指挥权以及在党内的话语权。

因王明等人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伤亡惨重，失去了大片根据地，不得不进行长艰苦卓绝的长征。但敌人乘胜追击，加紧对红军的打击。

为保留革命力量，1935年2月中央决定将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分为九部分，各自突围。

龚楚战斗经验丰富，负责率红24师71团9个连的战士，从赣粤边界向湘南突围，同时收容在湘江战役中与与部队失散的红34师战士。

他立即带着部队从于都出发，一路与敌人、地方团斗智斗勇。经历了几次战斗，部队在3月中旬终于到了郴县一带，开辟根据地。

不过，部队伤亡很大，与组织失去了联系。红军的处境，令龚楚的压力很大。

之前，他没遭受过如此大的失败。国民党部队狗皮膏药一般的穷追猛打，让他觉得自己随时可能毙命，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渐渐的，他的信念变得越来越薄弱。

与此同时，敌人一边进攻，一边试图用高官厚禄、金钱和美色诱降那些革命信念不坚定的红军，间接削弱我军的力量。贪生怕死的龚楚看到对方给出的条件后，彻底没有了革命的心思，决定投靠国民党。

5月2日，他先带着一个连的战士来到了黄茅村，准备投敌。晚上，他谎称身体不舒服，早早睡下了。深夜，大家都睡着了，他蹑手蹑脚地打开门，走出屋子，然后马不停蹄地逃到了老家常来村。

接着，龚楚托关系找到了国民党粤军将领陈济棠，表示想为其效犬马之劳。为了证明自己是真心实意投靠国民党，他提前亲手杀害了71团的政委，当作投名状。

另外，他告诉陈济棠：

“赣南游击队里的两个红军将领，一个是项英，一个是陈毅，我有办法抓住他们！”

对于龚楚的话，陈济棠是半信半疑。一方面，他之前是红军的高级指挥官，能骗取项英和陈毅的信任。另一方面，他们非常聪明，恐怕不会轻易上当。

的确，龚楚叛变之前，在我党可是与毛主席、朱德齐名的人物。他23岁参加革命，次年成为共产党员，是我党最早从事农运的领导人之一。

他参加了周总理、朱德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为“井冈山会师”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8年6月，他被任命为红四军前委常务委员，与朱毛二人并称为“红四军前委三人小组”。由此可见，他当时的地位有多高。

1929年的“百色起义”爆发后，龚楚担任红七军参谋长，参谋长是邓公，两人由此一起共事。

但此人居功自傲，上了井冈山之后，除了毛主席，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这样的性格，导致龚楚在1932年末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撤销了红七军军长一职，该任团长。

级别一下子降低了不少，他非常不满，觉得自己有功，“组织的处罚太重”。犯了错不反省，反倒怪罪组织，这种人后来叛变，似乎不奇怪了。

正是因为知道龚楚的来头，所以陈济棠选择相信他，安排他当粤军第一军“剿共游击司令”。就这样，他成了“红军第一叛将”，开始将枪口对准红军。

北山事件的罪魁祸首

1935年10月初，龚楚接到了主子安排的第一个任务，到北山破坏游击队，设法抓捕陈毅、项英，给他安排了30多个帮手。

他心想“这是变节后的首秀，一定要漂漂亮亮地完成任务”，为了更好的接近北山游击队，他将部队伪装成湘南红军。

13日到达天井洞后，龚楚不知道游击队具体在哪里，找了两天都什么发现。既然找不到游击队，那就让对方主动联系自己。

他和当地匪首周文山打了一场假仗，四处宣扬30多名“红军”打跑了100多名敌人，张贴告示寻找“同志”。

很快，他的诡计奏效了。

天井洞游击队误以为龚楚真的是红军，而且他是游击队长贺敏学的老领导，加上当时通讯受阻，后者不知道他已经叛变了。贺敏学等人主动联系上他，得知了他在湘南的“丰功伟绩”。

见取得了贺敏学等人的信任，龚楚进行下一步计划，告诉他们自己这次来北山，“是为了接陈毅、项英两人到湘南指挥工作，加强红军对该地区的领导”。其他人信以为真，安排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和他联系。

谁知何长林是个不靠谱的，经不起龚楚的威逼利诱，当了敌人的走狗。二人狼狈为奸，写信给项英、陈毅。

当信送到他们手里时，陈毅起了疑心，认为自负的龚楚不可能请别人去指导工作，其中一定有诈，建议项英过一段时间再说。项英一想，龚楚确实有些反常，同意陈毅的主张，没有立即回信。

迟迟没有收到回复，龚楚坐不住了，担心事情暴露，打算主动出击。在他看来，即便只铲除了贺敏学，也比自己空手而归，无法向上级交代要好。

他命何长林以召开会议的名义，将游击队的指挥员诱骗到龙狮石，自己则提前在这里设好埋伏。

贺敏学等几十位同志没有怀疑，到了开会地点。途中，有的指挥员发现了龚楚部队异常的地方。

第一，龚楚部的服装比较新，不像是穿了很久。要知道，红军条件艰苦，很多战士的军服打满了补丁。

第二，这支队伍拿的枪差不多，不像游击队的长短不一。

第三，该部队都讲广州方言。按理来说，战士来自不同的地方，大家讲的方言不一样，除非他们是地方部队。思及此，他们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

果不其然，贺敏学见会场周围戒备森严。如果是正常开会，不需要如此警戒。他转身想走，却被4名敌人瞄准。虽然最后贺敏学负伤脱险，但游击队中50余人当场牺牲。

然而此时，龚楚并没有打算收手。

10月20日，通过何长林的告密，龚楚知道了侦察班采购物资的必经之路，企图抓到侦察员后从他们口中获取游击队的驻地情报，从而抓捕项英以及陈毅。

龚楚千算万算，没有算到侦察员吴小华给自己来了个“空城计”，想办法通知了项英二人。等他赶到目的地时，他们早已转移。

没有抓到两人，他恼羞成怒，一边在北山各个关卡盘查来往人员，四处悬赏他们的人头，一边拿当地群众出气。与红军有过接触的老百姓，全被他下令抓起来，进行严刑拷打，甚至杀掉他们。

除此之外，北山有红军医院、机械所等后方机关，也成了龚楚泄愤的对象。他和何长林带着敌人摧毁了这些地方，并杀害了医院里还没来得及转移的伤员。

这便是著名的“北山事件”，北山游击队、地下组织损失惨重。10月底，他又率部进攻湘南的游击队，致使湘粤赣特委宣传部长方维夏、粤赣红军游击支队司令蔡会文等同志壮烈牺牲。

罪魁祸首龚楚，“因功”加官进爵，得到了重用。国民党以为找了个对付共产党的好枪手，没想到是养了一头白眼狼。

死不悔改，拒绝承认错误

1937年之后，龚楚先后担任第七战区第一纵队抗日游击司令、第四战区第四十六军少将参谋长等职。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一定贡献，曾与日寇激战，保住了韶州。解放战争时期，他成了广州行辕少将高参，继续同国民党一起对付我党。

当国民党节节败退，龚楚的思想再次发生变化，想依靠我党。1949年11月，他收到时任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黄松坚的劝降信。

他的骄傲，在生死面前不值一提，最终决定投降。得知解放军的首长是林彪后，他以为这事没得跑了。毕竟林彪曾经是他的手下，两人算是旧识。看在过去的情分上，林彪一定会妥善处理他。

令龚楚震惊的是，因投诚的国军将领太多，他根本不够格让林彪亲自处理。关于他投诚的事情，由林彪手下的一个师长处理。他所谓的自尊心作祟，认为太没有面子了，投诚后逃到了香港，也没有听从组织的安排劝降薛岳。

眼看新中国发展得越来越好，龚楚想回来，但又不敢，害怕被追究责任。他写了一本名为《我与红军》的回忆录，书中只提自己当年的功绩有多大。

对于过去叛变投敌一事，他没有提半个字。可见，他居功自傲的本性没有改，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后来人民政府宣布对前国民党将领、官员既往不咎，龚楚才得以回广东老家。

邓公收到他的信件时，很震惊。面对老同事的请求，或许是看在他过去对党的贡献上，或许是因为别的原因，邓公说：

“龚楚我是了解的，他的确是我党的叛徒，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伤害。但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拿出一点气度来嘛！”

邓公的意思很明确，不要再追究往事，同意龚楚回乐昌县长住。随后，他给龚楚打了个电话，问候对方。

邓公的气度，让龚楚老泪纵横，感慨不已。他在老家生活了5年多，实现了落叶归根的愿望。

虽说龚楚曾经做了很多对党、对人民不好的事情，害死了多位优秀的同志，但党和政府、邓公最终选择原谅他，以及善待他，体现了党的包容性和邓公的胸怀，这也是邓公为什么受世人尊敬、我党能走到今天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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