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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4月,身处江西南昌的蒋介石,收到了一封来自四川的报捷电报。一看到发报人的名字,蒋介石的脸上就不禁露出了笑容。
电报是“川陕边剿匪督办”、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发过来的。虽然田颂尧在四川的名声很差,百姓们恨不得除之而后快。但对蒋介石而言,他只要会打仗就行了。
自从蒋介石将田颂尧任命为“剿匪督办”后,田颂尧隔三差五的就给他送来捷报,一会儿“歼敌无数”,一会儿“迭克名城”。
红四方面军入川后控制的三座县城,他一个人就打下了两个,最近发起了对最后一座县城的进攻。
按照蒋介石估计,田颂尧应该已经拿下最后一个县城了。

果然,电报的开头田颂尧就表示,幸赖委座鸿福,我军成功“收复”通江县城,“匪”望风而逃云云。
蒋介石越看越高兴,虽然田颂尧说歼敌数万一看就是编的,但能打胜仗就是好将领。
在电报的结尾,田颂尧特别邀功:“敌高级将领恽代英亦为我军将士‘击毙’。”
“死而复生”的“黄埔四凶”
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1926年,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他成为了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员。

当时,黄埔内部有两个组织,一个是“青年军人联合会”,属于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一个是蒋介石领导的“孙文主义学会”,这是一个右派组织,打着孙中山的名义,却反对孙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
当时,大量的青年学生参加了“青年军人联合会”,而参加“孙文主义学会”的人寥寥无几。蒋介石对此很伤脑筋,觉得共产党是在和他“抢学生”,甚至直接把所有参加这个组织的学生都视为共产党员。
在恽代英之前的政治教员一直小心翼翼的,不敢批评国民党右派,唯恐得罪了身为校长蒋介石,破坏了国共合作。
而恽代英到了之后,政治课为之一新,他也迅速成为了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在黄埔生中有着很大的威信。后来周恩来离开黄埔后,恽代英接替他成为了政治部主任。

正是因为蒋介石觉得恽代英对自己有着很大的威胁,所以将他和邓演达、高语罕、张治中并称为“黄埔四凶”。
1930年,恽代英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时被国民党抓住了,当时的他化名“王作林”,成功瞒过了反动派的审查,只被判了5年。
坏就坏在1931年顾顺章的叛变,直接把恽代英给供了出来。
蒋介石知道恽代英被捕了之后,可以说十分的高兴,直接给国民党军法司司长王震南下令,让他“劝降恽代英”。
蒋介石没想到的是,恽代英不但不肯投降,还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志气:

于是,1931年4月29日,蒋介石下了亲笔手令:“立即将恽代英就地处决。”
“蒋介石走袁世凯的老路,屠杀爱国青年,献媚帝国主义,较袁世凯有过之而无不及,必将自食其果!”
虽然行刑的人没敢将这话原原本本的回报蒋介石,但蒋介石还是通过别的渠道知道了。
也正因此,蒋介石对恽代英之死印象很深刻,可现在都已经1933年,恽代英死了已经两年整了,怎么又在四川通江被田颂尧的手下给“击毙”了呢?
因此,蒋介石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几遍,确定田颂尧写的是“恽代英”不是“恽伐英”,脑袋当时就是一抽,他这是见鬼了吗?

因为情绪太过激动,蒋介石忍不住破口大骂田颂尧竟敢谎报战功,真真是无耻之尤。但冷静下来之后,蒋介石又猛然想到:“
当时下面的人只跟我汇报刑犯‘死的不能再死了’,但没说被处死的就是共产党员恽代英啊。以恽代英在黄埔生中的声望和地位,会不会有人胆大包天的来了一出李代桃僵,找了个死刑犯替他受刑,悄悄的将恽代英给放出去了呢?”
蒋介石越想越觉得有这种可能。说田颂尧虚构歼敌人数他信,毕竟这是国军的传统了,但说田颂尧为了邀功编这种一眼就能被看穿的谎言,蒋介石就不信了。
思索片刻后,蒋介石迅速给田颂尧回电,要他彻查到底是谁,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击毙”的恽代英,有谁能证明是他击杀的?
同时,蒋介石还要求田颂尧详细描述恽代英的样子。如果有照片的话,也要安排人送到南昌来。

邀功邀出问题来了
当田颂尧接到蒋介石的回电时,第一反应是这是委座的“嘉奖令”。
自从当上“川陕边剿匪督办”后,田颂尧过得十分滋润。
红四方面军自从入川后,只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县,全川震惊,“脑子都打出来了”的刘文辉、刘湘叔侄都在蒋介石的调停下决定“一致对外”,共同“围剿”红军,可见他们对红军怕到了什么地步。
1933年1月28日,田颂尧在成都就职后,调遣川军 38 个团约 6 万人,分左中右三纵队对红军发起“三路围攻”,以图通过兵力优势彻底“吞掉”只有一万多人的红军。

打起来前,田颂尧也畏红军如虎,然而真打起来之后,他发现红军似乎“不过如此”,3月18日,川军左纵队在付出巨大伤亡后,占领了南江,不久后,中央纵队也占领了巴中,红军一路后撤。
能连续打赢红军,让田颂尧一下子成为了国军中的“名将”,虽然有人私下里说红军后撤的太果断,可能有“圈套”,但田颂尧觉得他们纯纯是嫉妒,为了拿下这两座县城,自己付出了8000多伤亡,怎么可能是圈套呢?
4月26日,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之后,田颂尧再次对红军发起了全线总攻。以图将红四方面军压迫到通江以北,进行彻底“围歼”。
红四军在杀牛坪、赵公寨、大明垭、屈家山、黑岩场等地击毙、击伤了两千多人后,于29日再一次主动撤出了通江县城。

川军左纵队总指挥、29军第4师中将师长王铭章进入通江后,给田颂尧发的电报表示,红军“溃不成军”,现收缩至通江以北的平溪坝、鹰龙山、鸡子顶、九子坡一线,我军随时可以“一举歼灭”。
红军自从占领了通江后,对很多街道都改了名字,普遍以已经牺牲了的将领的名字来命名。比如,他们最近将通江的一条街命名为了“恽代英街”。
王铭章觉得这个方法很好,有助于提升部队的荣誉感,因此建议田颂尧也效仿一下,将县城的街道名称以死在战场上的川军将领来命名。
王铭章这句话也只是顺嘴一提,他没想到的是,田颂尧竟然从中看到了“机会”。
当年蒋介石组建南京政府的时候,田颂尧和其他川军将领表示过反对,他们和蒋介石尿不到一个壶里。

现在,蒋介石大势已成,田颂尧不得不为自己谋条后路,只要自己能接连不断的打胜仗,蒋介石一高兴,说不定就将曾经的不快都给忘掉了。
因此,在发给蒋介石的捷报上,田颂尧大吹特吹自己的军事指挥,只有一万多人的红军,被他吹成了“歼敌数万”。
也正在田颂尧写捷报的时候,一名幕僚拿着王铭章的电报走了过来,建议田颂尧仔细看关于“恽代英街”的那段。
幕僚见状,赶紧提醒他:“听说恽代英在共党那边挺出名的,应该是一个高级将领。既然他的名字是最近命名的,说明他可能是在巴中、南江之战中被我军‘击毙’的,这是一件天大的战功啊。之前我们不知道不能请功,现在完全可以说恽代英是最近被我们‘击毙’的。”

田颂尧一听,的确是这个理,就把“‘击毙’恽代英”给写到了发给蒋介石的捷报里面。
田颂尧本以为,蒋介石看到捷报后肯定“龙颜大悦”,就像之前几次一样夸他是“国之干城”,谁曾想,蒋介石竟然让他彻查到底是谁杀死的恽代英,还让他把照片送过去。
尴尬的事情
不过,田颂尧对此也不以为意。他连恽代英是谁都不知道,更不可能知道恽代英早在两年前就被蒋介石给杀害了。
田颂尧是真的以为恽代英是被他们川军给“击毙”的,因此当即下令,全军彻查到底是谁“击毙”的恽代英,并要求拿出证据来。如果能证实是自己击杀恽代英的人,他“大大有赏”。
第一天,没人认领;第二天,没人认领;第三天,还是没人认领。

这种情况下,田颂尧终于琢磨出不对来了:“这个恽代英,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田颂尧为此专门请教了一些国民党内部的高级军官,被告知:“恽代英在民国20年就被校长亲自下令处决了。”
得知这一结果之后,田颂尧冷汗都冒下来了,原来恽代英不是自己部队的人杀的,他早就死了!
这一刻,田颂尧总算体会到了什么叫骑虎难下,他总不能跟蒋介石说之前的捷报都是“误会”,只能选择“拖”字诀,争取让蒋介石自己把这件事给忘了,糊弄过去。
然而田颂尧没想到的是,蒋介石对这事看的这么重,眼看他一直不回消息,就隔三差五发电询问进展。
田颂尧眼见糊弄不过去了,只好主动发电跟蒋介石“请罪”,说自己的手下“虚报战功”,自己“一时糊涂,未有详查”就把这事报了上去。

蒋介石看到田颂尧的电报后,被气得七窍生烟的同时,又难免有些庆幸,看来恽代英的确是死了。
虽然他很想惩戒田颂尧一番,但现在他也挑不出能替代田颂尧“打胜仗”的将领,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田颂尧把请罪的电报发往南昌后,也知道这事要糟,为了挽回在蒋介石心中的形象,他决定对通江以北的红军发起“最后战役”。
在田颂尧眼中,红军离开通江时已经“溃不成军”,只要自己把兵派上去,就能坐收胜利果实了。
5月中旬,田颂尧再次展开全线进攻,派遣左纵队第四、第五师各1个旅及第二、第三路各 1个旅、第十九团前往空山坝以南,其中9个团向空山坝进军。
与此同时,川陕边防军的8个团也向竹峪关挺近,以威胁红军的左翼。

原来,早在田颂尧发起“三路围攻”时,红军经过结合当前的形势,拟定了“收缩阵地,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要求:
“各部队利用险要的地形,构筑必要的防御工事,在运动防御中给敌人以大量杀伤消耗,然后逐步向中心集中收缩,进而达成兵力集中的目的,待将敌诱至根据地内部,反攻时机成熟时,则集中力量实施反攻,歼其主要的—部,并乘胜扩打战果,粉碎敌人的围攻。”
在主动让出三县城的同时,我军也给川军造成了大量伤亡,让田颂尧以为红军是“打不过”才主动弃城的,最终一步步的进入彀中。
当田颂尧部队开始孤军深入时,红军总算看到了机会,正式决定反击。
5月15日,红军首先反攻竹峪关,只用了一天一夜就夺回了竹峪关,解除了左翼的威胁。之后,红军在21日调集4个师的主力部队,对进逼空山坝的9个团发起反攻,在3天之内将之全部歼灭。

之后,红军乘胜追击,在赵光岭、麻石寨、乌龙垭地区一带接连取得胜利,敌军全线崩溃。
我军用了数日时间将南江、通江、巴中三城全部收复,并继续向外围扩张,成功歼敌上万,根据地扩大了一倍不止,足足达到了3万平方公里,在川北站稳了脚跟。
8月,我军又举行了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役,红军规模再次扩大,由入川时的4个师一万五千人,扩展到了5个军8万余人,根据地总面积达到了四万两千余平方公里,人口500万。成为了仅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大根据地。
在这种情况下,田颂尧被迫辞去了“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的职务,1935年,他被撤职查办,连军权都丢掉了。
此后多年里,田颂尧当起了“寓公”。直到1949年,蒋介石突然派人联系田颂尧,说给他准备了机票,让他跟着一起跑台湾去。
田颂尧对局势看的通透,选择了留下,后来还参加了和平起义。建国后,他当上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政协委员,活到了1975年,以76岁高龄逝世。
丢了军权,却有了好结局,这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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