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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选举朱德、刘少奇、李济深等6人为副主席，形成了一半共产党一半民主人士的局面。
这个选举结果引起了不少人的议论，尤其是李济深，他曾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和蒋介石有过长期的合作。
议论传到了周总理的耳朵里，为了稳定党内情绪，他不得不出来解释：
爱国革命思想的萌芽
1885年，清政府昏庸懦弱，无力与西方列强争夺自己的利益，在中法战争中法国不战而胜，与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这一年，李济深出生了。
十年后签订《马关条约》，随后的《辛丑条约》，清政府不断割地，赔款，傀儡一般的清政府任人随意宰割。
受父母的严格管教，李济深从小学习优异，13岁前往大馆深造。
在八国联军的侵华后，李济深在母亲的同意下进入新式学堂，学习策论。
在这里他第一次能够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他第一次看清了清王朝腐败统治下，岌岌可危的中华民族，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开始萌芽。
乱世书生无用，青年时期他毅然投笔从戎，进入军校深造，学习军事、政治，品学兼优。
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李济深怀揣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军事才学到上海参战，加入了国民党。
李济深是“三民主义”的支持者，他坚信要拯救危难中的中国，只有坚持孙中山的思想进行军事革命。
在国民党的数次战役中，李济深表现出过人的胆识和谋略，成为了孙中山先生麾下的一员猛将，深受孙中山先生的信任。
而在多年的南征北战中，李济深卓越的军事才能得以施展。
孙中山先生看重李济深的能力，将筹备黄埔军校的重任托付给他，并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
国民革命军中许多得力干将都出自李济深的门下，在国民党中享有崇高的声望。
黄埔军校建成后，迅速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
李济深在母亲的教育下，深知劳动人民疾苦并且同情劳动人民，他是爱国爱人民的，但蒋介石不同，他看不上李济深，认为他不懂革命的意义。
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即使两人内心有嫌隙，但大体上还维持着表面的和平。
但是在孙中山县何时能去世后，国民党内部的暗潮涌动、权力斗争便进一步暴露且愈演愈烈，发展为内战，百姓长期饱受战火的摧残。
蒋介石的政治野心越来越大，开始在国民党内排除异己，为了独揽大权，关押囚禁国民党元老，引起李济深的不满，认为他背叛了孙中山的遗志。
李济深数次劝阻蒋介石，却反遭蒋介石“永久开除国民党籍”，被剥夺军事大权，甚至拘留、软禁。
彻底使两人决裂，是在1931年蓄意已久的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寇用炮火轰开了中国东三省的国门，3000万同胞流离失所，掀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然而蒋介石竟然奉行“不抵抗主义”的投降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行径，引起民众愤慨。
蒋介石一边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一边对自己的同胞进行疯狂围剿残害。
反蒋联共思想的诞生
李济深对蒋介石的耻辱行径异常愤怒，彻底看清蒋介石独裁卖国的真面目。
而此时，中国共产党站了出来，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万里山川寸土不让。
这让李济深立即认为，共产党为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一系列号召和行动是正义之道，共产党才是正义之师。
1933年底，李济深率领19路军发动兵变（又称“福建事变”），喊出了“反蒋”的口号。
陈公培是李济深的得力部下，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曾是共产党员，在共产党中有许多朋友，因此被李济深选为联共代表。
陈公培几经辗转终于到达苏区，向彭德怀等人传递了李济深“联共、反蒋、抗日”的意图。
此时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在福建，准备先镇压李济深的19路军，再对红军进行“围剿”。
李济深起义后向共产党靠拢，多次致电苏区红军合作抗蒋，苏闽配合打反击，粉碎行军阵前的国民党军队。
时间紧迫，毛主席、彭德怀等人紧急开会，商讨、研究李济深与19路军的情况，会议的结果相信李济深的反蒋联共行动，主张与19路军合作反蒋。
红军如果能与19路军相互配合，定能粉碎蒋介石的围剿，为红军革命打出一条崭新的路线。
然而当时有一些人鉴于李济深曾经对红军的围剿行为，对李济深的合作计划表示怀疑。
直到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李济深的19路军遭到蒋介石的围击，那一些人才真正相信李济深与蒋介石决裂。
李济深、陈铭枢等爱国将领被第二次开除国民党籍，遭蒋介石通缉，被迫离闽出走香港。
1934年，蒋介石的军队在歼灭19路军后便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行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也开始了长达两年的万里长征，进行战略性转移。
福建事变虽然失败了，但也使李济深更坚定的认识到了抗日必须反蒋，反蒋抗日必须联共这一现实。
经过共产党和国民党正反两方面的对照，激发了忧国忧民的李济深做出了抉择。
从此，李济深由反共逐步转向了联共合作的立场，走上了反蒋联共抗日的道路。
重回国民党联蒋抗日
李济深虽然出走香港远离主战场，但仍然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心。
蒋介石对日软弱无能，在日军的强势进攻下华北危在旦夕。
李济深等爱国民主人士在香港组织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又称“大同盟”），对蒋介石展开舆论攻势，大力宣传民族独立。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李济深与毛主席有着频繁的书信往来，探讨局势，与中共中央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开始与共产党联合抗日。
李济深以国家大事为重从香港回到重庆，放下与蒋介石的矛盾重新加入国民党，巩固国共联合抗日联盟，但在党内却受到蒋介石的诸多阻挠。
为了壮大抗日队伍，李济深希望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所联系的地方武装，编入新四军战斗行列，参加抗战，却遭到了蒋介石的反对。
1938年，国民参政会正式成立，6月21日在汉口召开第一次参政会议，李济深推荐了大量的爱国民主人士参会，却遭到蒋介石的阻挠。
虽然共产党真心实意与国民党联合抗日，但国民党顽固派始终对共产党抱有偏见，不愿与共产党团结抗日，国共合作陷入了诸多困境。
为了打破这一困局，李济深主持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积极宣传团结抗战，反对妥协等主张，广泛吸纳爱国抗日人才。
整个抗战期间，李济深积极开展民主活动，想方设法的破坏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计划，竭尽所能保护共产党员，免遭国民政府迫害。
李济深积极联共抗日，与共产党的关系日益亲密，却引起了蒋介石的猜疑和忌惮。
于是蒋介石先将李济深从重庆调往桂林，削弱他手上的权力，后又准备将李济深调回重庆，试图将李济深放到眼皮子底下严密监视。
李济深看穿了他的意图，这一次的“升迁”遭到他的断然拒绝。
1944年，李济深的家乡贵州苍梧遭日军侵占，李济深多方考量后，决定回到家乡在前线组织抗日力量，收编抗日队伍，亲自保卫家乡、保卫人民。
然而李济深此时已经在蒋介石的监控之下，他的抗日活动频频受阻。
在李济深陷入困境之际，是共产党伸出了援手，在共产党的支持下，李济深很快在当地收编起了一支抗日队伍。
在他的卓远军事才能的领导下，这支军队有着极高的军事素质，在与日军作战中能毫发无损的俘虏敌军，极大的鼓舞了抗日士气。
李济深的英勇抗战赢得了共产党的钦佩和赞赏，共产党曾派人员前往梧州与李济深秘密接头，传达了中共对以后尽可能多合作的希望。
在这期间李济深与蒋介石错综复杂的关系，引起了日本的注意。
日本打算与李济深合作，将整个华南、中南地区的势力交给李济深派遣，从内部瓦解中国的抗日力量
面对如此无耻的日军，李济深义正言辞的拒绝了，并将为日军当说客的人轰了出去。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济深希望人民能休养生息，尽快进行国家建设事业。
可是蒋介石妄图在美帝支持下发动违背人民意愿的内战，意味着中国人民仍将在苦难中煎熬。
此时李济深劝蒋介石立即停止内战，但蒋介石不屑一顾，李济深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要发动内战已是不可挽回的事实，从此对蒋介石更为绝望、痛恨。
李济深辗转上海后，充分利用各种机会，不时在各种会议上进行演讲或对记者发表谈话，但其主题只有一个——反内战、反独裁，要和平与民主。
屡次的规劝与警告、谴责与怒骂，其目的只有一个——希望蒋介石认清形势，顺应民意，悬崖勒马。
但蒋介石对李济深等人的和平民主要求置之不理，还因为李济深的言论怀恨在心，下令通缉，并派出特务暗杀。
李济深丝毫不畏惧，他发文公开表示彻彻底底脱离国民党，与蒋介石正式决裂。
1948年，李济深在香港组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联合，成立中国国民革命委员会，民革高举“反蒋”大旗，以推翻蒋介石卖国政权为行动纲领。
民革的成立，团结和凝聚了国民党的爱国民主派，统一了他们的步调与行动。
李济深不仅是民革的创立者，而且在思想上、组织上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起到了突出的领导作用。
为商讨建国事宜，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
在毛主席与周总理的安排下，李济深躲过国民党特务，顺利抵达沈阳。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钟声正式敲响，李济深任新中国副主席。
当时很多人对此表示不解，直到周总理将当时长征的事情以及李济深为革命所做的贡献说出，大家这才理解。
而在当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影响力的民主党派有十多个，其中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最大的民主党，对于联合政府来说具有代表性。
李济深的当选也表明中共对民主党派的尊重与肯定，与他们推诚相见、和衷共济，使他们能够团结在中共周围，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先辈们艰苦的万里长征，已经为我们铺好了前路，一代人又一代人的长征，吾辈应当时刻铭记自己应当承担怎样的历史责任，继往开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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