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邱才香舍身保护红军造币厂

于都县宽田乡龙山村是高陂片最大的行政村，属山区，大部分村庄建于山坑间、岭脚下、小溪边，村周群山环抱，龙脉滚滚，活像一条盘旋的巨龙，龙山由此得名。

在龙山村的西部，是一个称为水口的村小组。水口组背靠后龙山，群山连绵，这是一个不大的屋场，散居着十几户村民，他们都为邱氏，由清中从本村新屋下迁入，已有12代。在水口组的屋场其间有一栋厅堂，厅堂为砖木结构，坐西朝东，在两边是厢房，厅堂的右侧是一排横屋。这里居住有二户村民，分别是邱才香和邱才昱，他们是堂兄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各路红军按照中央军委命令各自撤离战场向于都河北岸集结，并于10月17日至20日渡过于都河，开始走上万里长征路。

为了保卫中央造币厂的安全，1934年的旧历八、九月间，中央政府决定把中央造币厂从瑞金叶坪洋溪村迁至瑞西县高陂乡龙山村（今于都县宽田乡龙山村水口组）。中央造币厂就迁到了龙山水口邱才香、邱才昱的家里，在这里住的人员有七、八个人。中央造币厂使用的房子，除留一条门进出外，其余进出的门都封住了。

邱树赏，是现居住厅堂这里邱才昱的后人，他今年72岁，身体硬朗。他说，中央造币厂之所以会选择这里，关键是这里的自然环境、地形地貌以及当地民风淳朴。龙山村西连天园山，东望铜钵山，四面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极其偏僻，村口只有一条石砌小路进出，犹如世外桃源，外人很难发现。村中几百人几乎全是邱姓，风土纯朴，所以，这里的确是造币厂迁移隐蔽的绝胜之地。苏区时期，村里办过红军医院、红军印刷厂、列宁小学；而且，邱才香、邱才昱的房屋坐落在水口这个屋场是单家独院，前有围墙，后有水井，背靠水口后林，左临水口石桥，隐蔽防守条件得天独厚。

据邱树赏说，当时家里曾祖父邱才昱已去世；祖父邱显樟在1929年参加了红军，一直无音讯。祖母张满姑，是于都沙心陂下人，她带着父亲邱建明一起生活。那时，仅水口组参加红军的就有4人，分别是邱显樟、邱达坵、邱惠桐、邱达斌，后来均是“北上无音讯”。

造币车间就设在邱才香、邱才昱家厅堂与前正栋间，平时大门紧闭，只留一条横屋巷门进出，厅堂的上厅是加工作坊，七八个造币工人日夜繁忙，白天靠天井漏光采光，晚上点松光火篮照明。一块块银元钱币就如婴儿一般在他们的汗水中诞生，然后封装打包，派人运往前线。

当时，祖母张满姑住在厅堂前厅右侧房间，厅堂前厅左侧房间是仓库，专门用于放置已加工好的银元。厅堂的左侧厢房是厨房，造币工人在这里做饭用膳。厅堂右侧的横屋，上横屋属邱才香的，下横屋是属邱才昱的，横屋里居住了红军战士和造币工人。

邱树赏说，祖母张满姑以前说，他家与红军战士打成一片，亲如一家人，红军严格执行军纪，会帮助他们扫地、挑水、砍柴。当时邱才香的儿子邱显万（现已去世）还只是一个小孩，邱显万以前曾对邱树赏说过，厅堂周围有红军站岗放哨，把守进出严密，大人不准靠近厅堂，更不许上前去看他们生产。因为那时邱显万还是小孩子，所以他经常躲在厅堂的大门门缝里往里瞅，白天可以看见红军在上厅拉着大风箱，到了晚上，可以听到传来“叮当叮当”不停的响声。

据说1935年旧历二月，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国民党军也不知从哪里打探到龙山有造币厂的消息，一进村就挨家挨户搜查，但谁也不说造币厂的秘密。最后，匪军搜到水口邱才香家里。狡猾的匪军，好像察觉到了造币厂的蛛丝马迹，立即把整个屋场包围起来。好在造币厂工人早有防备，匪军一进村，岗哨就通知工人们快速打扫工作现场、隐蔽铸币设备、并与邱才香的家人及当地群众一起从后门转移到水口山林隐蔽。

可是，邱才香夫妇不放心，要留下守屋。匪军逼问老人：这里有没有驻扎过造币厂？知不知道花边（银元）埋在哪里？造币厂工人去哪里了？老人沉着应答，没有泄漏半句风声。最后，匪军头目气急败坏，命令手下满屋子乱挖。忙了半天，匪军终于在厅堂的廊角里挖到很多银元。此时，匪军把邱才香老人押过来逼问这是什么？老人依然不慌不忙地回答：“还消问，这是花边（银元），这是我祖上埋下留给后人的。”匪军头头见老人油盐不进，恼羞成怒，大声喝令：“给我拉出去枪毙！”

随后，国民党匪军把邱才香夫妇押解到宽田上堡，在上堡一片废弃的煤洞，匪军用马刀向邱才香夫妇砍去，并将他们推下了煤洞里……

据邱树赏说，邱才香夫妇牺牲后，邱才香的儿子邱显万是由我祖母张满姑抚养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