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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的英雄史诗——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5月至8月,红军长征途经汶川停留了3个多月。期间,红军广泛传播革命思想,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唤醒受奴役受压迫的劳苦群众,在羌村山寨播下革命火种。
红军在汶川先后进行了威州雁门关战斗、索桥争夺战、岭岗战斗、板桥关战斗、马岭山阻击战等战斗。按照“建立少数民族自己的革命政权”这一宗旨,建立中共汶川县委和县、区、乡、村四级苏维埃组织,曾大升等8名本地人和3名红军为县苏维埃政权成员,曾大升担任苏维埃主席,主要任务是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协助红军开展政治宣传,打土豪分田地、掌管粮食财物、迎送过往红军等。
印章模版
曾大升担任县苏维埃主席期间,红军给他1把长刀、1本笔记本、1面旗帜和2枚长方形阴刻木质印章(二级革命文物)。一枚印章上刻“海清曾记”(重12克,长5.6厘米、宽1.9厘米、高2厘米,边框宽0.22厘米,楷书竖写一列,字径1厘米,为曾大升私章),一枚刻“曾大升”(重10克,长5.3厘米、宽1.45厘米、高2.1厘米,边框宽0.3厘米,楷书竖刻一列,字径1.5厘米,为曾大升工作用章)。这些物品是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象征,笔记本记有各级苏维埃政权的人员名单和工作开展情况等重要机密。
“海清曾记”印章
“曾大升”印章
1935年8月中旬,红军离开汶川,国民党反动势力卷土重来。国民党政府害怕红军遗留下的宣传品和物资有“惑众”影响,便威胁群众限期铲除红军书写、凿刻的标语口号,交出红军的宣传品和遗留物品等。曾大升担心他保管的东西落到敌人手里,会给革命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于是,他把笔记本和旗帜藏在离家10多里远的新桥(现威州镇新桥村)一个渺无人烟的石墙里,两枚印章也藏在山上的岩洞里。
敌人抓了曾大升,查抄了他的家,施展各种伎俩企图要曾大升说出红军和苏维埃的机密,交出红军留下的物品。在敌人的各种利诱面前,曾大升从未改变保护红军文物的决心。于是,敌人恼羞成怒,用尽酷刑逼迫他交出红军文物。曾大升宁死不屈,对敌人说:“要命有一条,要红军的东西办不到!”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对他施以更加残酷的刑罚,一次又一次地毒打和恐吓,精神上的摧残、肉体上的折磨致使曾大升精神失常。他宁死不屈,没有把红军文物交给敌人。1976年曾大升病逝后,家属找到了两枚印章(其余东西未找到),由其子交给当地政府。
红军长征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信仰”的力量。曾大升正是在这种信仰下,在党的培养下,为严守党的机密、保存红军文物,发扬了不屈不挠、顽强战斗的革命精神,使这两枚宝贵印章保存至今。它是反映红军长征在少数民族地区——汶川县建立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深入人心的不可多得的物证,也是至今发现的党在雪山草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唯一物证。
据《红军长征过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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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龙显章 责编:黄 强 李佰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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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阿坝州全民读志志愿者
来源:汶川县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中心
作者:陈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