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红军是如何成为人民军队的？

1929年底，闽西山区早已进入寒冬，一群约一百二十人的队伍顶着寒风，踏着积雪，怀着对革命前途的无限憧憬，心情激动地赶来参加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地点选在上杭古田村的廖氏宗祠，这次会议就是后来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

当时参加会议的代表们未曾料到，他们正在书写一段伟大的历史。八十八年后，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地说:“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回顾古田会议的历史，还得从朱毛会师说起。

1927年7月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深刻认识到必须掌握一支由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为此，党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中共中央在“八七”会议上决定各地在秋收时节发动起义，其中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最有代表性）和广州起义。这些起义都以进攻中心城市为目标，在敌强我弱之下先后失败，只好转移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剩余部队近700人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经过近半年的艰苦斗争，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形成。

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陈毅率领剩余部队800余人在江西、福建、广东边境坚持斗争，后来转战到湘南，发动了湘南暴动，队伍又有所壮大，但又遭到优势敌人的“围剿”，无法在湘南立足。听说毛泽东已经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朱德便派人前去联系。恰在这时，毛泽东也派人到湘南、粤北去寻找朱德所率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

南昌起义

几经周折，两支革命武装终于取得了联系。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所率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暴动农军，安全地转移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会师后两支军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全军共有1万余人，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任参谋长。

红四军初创时期，成分比较复杂，农民和从旧军队过来的人员占相当多数。特别是农民意识和旧军人的雇佣思想、自由散漫、无政府主义和军阀作风等十分严重。当初南昌起义失败之后的转战途中，朱德和陈毅曾对剩余的八百余人的部队进行过一定的整顿，初步稳定了队伍，但毕竟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再加上领导人的治军理念一时难以从旧式军人完全转变过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后来湘南暴动又加入了大量的农军，会师之后这部分人占红四军的大部分。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三湾改编，党对军队的领导理念得到一定的加强，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思路，但还无法贯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上井冈山之后，汇合了原来在山上的部分农军，部队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这样，朱毛两支部队在经过会师初期的兴奋期后，面对险恶的斗争环境，原来本就存在的问题就逐渐爆发出来了。如何教育改造他们、建设一支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是事关革命事业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

1928年6月底，井冈山来了个特殊身份的人，他就是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他传达了省委指示，要求红四军向湘南主动出击。毛泽东认为敌强我弱，现在出击时机不成熟，要求湖南省委重新讨论，慎重决定。杜修经的要求暂时被搁置，便留在井冈山活动。

那年7月，湖南军阀向井冈山发起进攻，朱德、陈毅率28团和29团下山主动出击，杜修经也随部队出发了。战斗开始时很顺利，可要回师时出了大麻烦。原来，朱德和陈毅带下山的两个团大部分的官兵是湘南暴动的农军，如今好不容易离家近了，思乡情绪一下子就爆发了。当时红军各部队中设有士兵委员会， 29团的士兵委员会竟然秘密决定：全团回湘南，不通知长官和党代表。朱德、陈毅得知后，前往29团劝说。在劝说无果的情况下，朱德果断解散29团的士兵委员会，强令该团回师井冈山。29团虽然表面接受了命令，可他们在特派员的支持下，要求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会上特派员杜修经提出执行省委指示，出击湘南，并提议举手表决，结果参会100多官兵有80多人同意。无奈之下，朱德只好改变回师计划，率领部队改道向湘南进军。

朱德

部队来到湘南重镇郴州，此地是敌军供应基地，存有大量物资。朱德率军攻下郴州后，久不见给养的红军将士们兴高采烈，一时军纪松弛。8月初，敌军发起了反击，红军没能守住郴州，朱德只得率28团撤退，要求29团紧跟着撤退。但此时的29团官兵已在郴州缴获了大量钱财，不少战士不愿跟随28团回撤，出郴州城没多久，全团就一哄而散了，最后只剩200人左右。28团这边也不乐观，2营营长叛变，拉走了大部分战士。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赶忙带人去追回他所带走的部队，叛徒负隅顽抗，王尔琢中弹牺牲。不过28团的大部分人总算被拉回来了。

这就是红军历史上著名的”八月失败”。红四军遭到重创，损失了三分之一人马，还牺牲了参谋长王尔琢，井冈山红军的处境越来越艰险。

1929年初，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进行“会剿”。为避开优势敌人，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和闽西，但是遭到江西敌军的持续追击，处境非常危险，部队中原本存在的各种矛盾日益显露。后来打了些胜仗，如大柏地之战等等，又使军事优先的思想得以蔓延，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党代表在军中地位下降，军队思想作风问题日益凸显。

1929年5月初，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刘安恭被上海中共中央派往红四军工作。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开会研究，决定恢复一度取消的军委，暂叫临时军委，由刘安恭担任书记。刘安恭初来乍到，也没做过仔细的调查研究，就看不惯毛泽东的“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和“自创原则”。就任临时军委书记没多久，就在主持军委会议时做出一个决定：要求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重大问题则由军委决定。这实际上削弱了前敌委员会作为党的领导在红四军中的地位，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刘安恭

当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的湖雷村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会议焦点是红四军党内是否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名为四军，就要有军委，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另一种意见认为，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机构。

这次会议，争论的意见未能统一。紧接着6月初，毛泽东在福建上杭早康村再次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议议题仍是军委的存废问题。经过激烈争论，以36票对5票作出决议，取消了临时军委。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也就自然被免，而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但党内军内思想仍然没有统一，争论的根本问题未能解决。为此，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书面意见，认为党的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即存在“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归支部”“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三大逆流，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因而他承担不起这种责任，请求马上辞职。

1929年6月下旬，红四军在攻下闽西龙岩城后，召开了第七次党代会。毛泽东在会上始终坚持他的两个观点：一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二是马列主义只规定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则，中国革命具体做法还要在实际中来创造。可惜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意见没被采纳。会议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存在的分歧。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会后，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到闽西上杭县蛟洋村，指导闽西特委的地方工作。

红四军“七大”后，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陈毅走后，前委工作由朱德主持。1929年8月，红四军主力进军闽中，作战失利，回师转攻闽西上杭县城。9月占领上杭城后，朱德在上杭县城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八大”。由于前委领导不健全，加上极端民主化思想盛行，会议开得很不成功。会议也没能通过一些有利于统一思想的决议。会后，红四军出击广东东江，由于敌强我弱，更主要是红四军政治思想工作遭削弱，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在粤东遭到惨重失败，三个纵队损失了三分之一，刘安恭也在战斗中负伤牺牲，还有人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红四军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中。

红四军成立以来所暴露的各种问题，事关是否要贯彻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原则，是否要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否要建立一支作风过硬的人民军队，是否要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面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已经深刻地意识到这是我党我军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他不但坚持原则，甚至以辞职等激进的方式来使红四军其他领导人接受其主张。

可由于当时时机还不够成熟，我党我军许多人对其正确的战略思想还不够理解，“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红四军在毛泽东离开之后，由于部队政治思想问题没有解决，战斗力越来越弱，甚至于想打一场胜仗都变得越来越难。红四军的出路在哪里？困难和挫折使朱德和红四军广大指战员深刻认识到，毛泽东的观点是正确的。

话分两头，陈毅辗转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和李立三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剖析了红四军存在的问题，陈毅也深刻地认识到红四军问题的原因所在。他回到闽西，带回了由他亲自代表中央起草并由周恩来、李立三审核的“九月来信”。这封信支持毛泽东的观点，指出应加强党的领导，红四军党的一切权力应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朱德、陈毅在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思想，都以坦荡胸怀进行了反思，并写信恳请毛泽东重新“出山”，毛泽东也对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作了自我批评。三人赤诚相见，凝聚成红四军的核心领导力量，分头开展对红四军广大官兵的思想政治和军事工作，此即著名的闽西连城“新泉整训”。经过整训，红四军的面貌焕然一新，为胜利召开九大（古田会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我党建军史上的里程碑——古田会议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经过前期周密的准备，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如期召开。那是闽西少有的寒冷冬天。窗外，飞雪连天；室内，暖意融融。廖氏宗祠厅堂里，烧旺的炭火映红了人们的脸庞。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克服由于红四军的组织成分以及长期处于艰苦的战斗环境而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会议由毛泽东、朱德、陈毅共同主持，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并作了多次讲话；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作了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与会代表经过热烈讨论，最后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亲笔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等决议案。

古田会议决议由多个分决议组成。其中，《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是整个决议的核心，它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八种错误思想产生的原因、危害，提出了纠正的办法。

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它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强调必须加强红军中的党组织建设；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强调加强红军政治工作；指出红军不但要打仗，而且要担负起宜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项任务；规定了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强调红军必须建立很好的内部和外部关系。

其中，关于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决议指出，党在红军中的组织，担负着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红军必须实行党委制，“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红军必须加强各级党组织建设，使党的组织确实成为“领导的中枢”，“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应当纯洁党的队伍、严肃党的纪律，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念，防止“党与军事分离”“党不能领导军事的危险”，等等。会议还选举产生了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十一人组成的新一届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古田会议之后，红四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正确领导之下，通过学习贯彻《决议》，逐渐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增强了党内团结，克服了不良倾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部队建设、反“围剿”斗争、根据地建设等方面，形势喜人。

红四军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1930年6月后扩充为红一军团，后又扩编为红一方面军。红四军成功经验推广到其他根据地，使各个根据地的红军队伍有个模范榜样。这一时期，我党先后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即赣南和闽西根据地）和湘鄂西、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围剿”和“清剿”。

全国红军发展到最多时达到约30万人。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经由古田会议的添柴助燃，终成燎原之势。1944年毛泽东在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时，还特别强调了古田会议决议所起的奠基作用：“这个决议使红军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

古田会议之后，党的军队建设没有停顿。

部队建设方面，首先针对部分人对革命前途不够乐观的问题，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之后的七天，写了一封面向全体指战员公开信。

在信中，毛泽东从近代中国的国情入手，分析红军能够发展壮大的各种有利条件。毛泽东在信的最后还写到：“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支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茫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封信用雄辩的哲理和饱含激情的语言为广大将士指明了光明前途，坚定了红四军广大将士的革命信心，这就是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其次，针对部队组织领导问题，古田会议之后，红四军部队的政治领导由党代表制改为政治委员制。政治委员是党在红军中的代表。政治委员和军事长官不是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而是在党委指导下的平等的分工协作关系，要求军事机关的一切命令，政治委员须副署。这就切实加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使党的组织确实成为领导的中枢。

1930年5月，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吸取红四军建设的宝贵经验，对在红军中设立政治委员制度的主要目的，会议认为是“为保障红军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去完成他的任务，为提高红军士兵的政治认识，了解他本身所负的使命，……负责红军中的政治领导”。1930年9月30日，中央军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再次肯定红四军的政治建军原则，突出强调了政治委员制度对于保证党对红军的领导所起的重要作用，指出：“红军中只容许党在政治上之唯一的领导，故政治委员的作用是异常大的”。要求各个革命根据地以朱毛红军为榜样，建立政治委员制度。

再次，关于部队纪律作风问题。严格的纪律是军队的命脉，是统一意志、规范行动、凝聚力量的重要保证。没有铁的纪律，再庞大的武装力量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再正确的决心意图也不能确保实现，再精良的武器装备也难以发挥作用。因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的报告中重申了自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不断完善的“三大纪律”和几项注意即“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价损失”。

在古田会议之后1930年3月的整训活动中，朱德、毛泽东签发关于整顿军风纪的训令，提出：“务望各官兵一体遵照三条纪律六大注意，使红军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众，则实革命之利，亦各官兵之所乐为”，并申明：“凡违反军风军纪者，无论大小，必于查究。”

1930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上红四军代表熊寿祺向与会代表详细介绍了红四军军纪即“三条纪律六项注意”的内容及其良好的执行效果，得到当时中央领导和各地红军代表的充分肯定。

1930年9月25日，由红四军发展而来的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印发的《士兵会章程》规定：“会员均须遵守我军的三条纪律（1.不拿工农小商人一点东西，2.打土豪要归公，3.一切行动听指挥）、八项注意（1.上门板，2.捆禾草，3.讲话和气，4.买卖公平，5.借东西要还，6.损坏东西要赔并须爱惜公物，7.不得胡乱屙屎，8.不搜敌兵腰包）。如违犯上项纪律之一者，即报告主管官分别处罚之。”首次提出了“三条纪律八项注意”。从此，人民军队的“第一军规”正式诞生，并推广到其他红军中，而古田会议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当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后来革命形势的变化不断完善，到1947年时最终定型。如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早已凝铸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自觉纪律。全体官兵时刻把它作为行为规范严格遵照执行，树立起“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成为无往不胜的纪律保障。

古田会议之后，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建设，红四军“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得以牢固树立，并且大大激发了红军将士们的战斗力。红四军采用正确的战略战术，打了许多胜仗，粉粹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围剿”。其中有两个发生在赣南的战役特别典型，一个是朱德和毛泽东配合的利用“围魏救赵”战术的广昌之战，还有一个是利用诱敌深入战术粉粹国民党中央军的第一次大“围剿”，活捉其前线总指挥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之役（。毛泽东后来在接受斯诺的采访时曾总结说：“这次会议为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权铺平了道路。第二年取得了一些光辉的胜利。几乎整个江西南部都落人红军之手。中央苏区的根据地建立起来了。”

特别一提的是，从红四军到后来的红一军团，这支英雄部队的将士中有260多位成为开国将帅。他们在古田会议精神指引下，在历经磨难中不断创造辉煌，展现了各自多彩的人生。他们的经历证明，古田会议探索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宗旨是人民军队在前进道路上伟大贡献。

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从古田出发的，此后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注释引文：

① 转引自《习近平在庆祝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环球时报》2017年8月1日

②③④转引自钱立勇《古田会议的前前后后》《党史文苑》2009.12上半月

⑤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选集》（第1卷）

⑥ 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5页

⑦ 转引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卷）

⑧ 转引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519页

⑨ 转引自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集》第18册，1982年，第59页

⑩ 转引自《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4页

⑪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选集》（第1卷）

⑫ ⑬转引自《军事历史》2013年第3期王建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基本定型的过程》

⑭ 转引自【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版，第146页

⒂ 转引自《习近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14年11月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