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错口号：惨剧的开端
1931年初，闽西的红十二军召开了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列宁等共产国际领袖的大会。当时开会振臂喊口号是经常的现象。可是在这次会上，有一个叫吴拙哉的战士高声领喊出一句口号：“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大家跟着喊完了，才有人发现这个口号有问题。
有人向在场的一团政委林海汀汇报吴拙哉喊了“反动口号”，林海汀认为只是喊错了，没什么大惊小怪。但这一情况被报告给了闽西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林一株立即带人把吴拙哉和林海汀等十几个人抓了起来，并进行刑讯逼供。
不要说吴拙哉，就是林海汀，对什么是社会民主党，什么是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也未必很清楚。但是，几天几夜的严刑拷打，林海汀为求速死，只好招供，“承认”闽西有“社会民主党”，书记是傅柏翠，自己是宣传部长。
傅柏翠是原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在1928年曾经领导过闽西蛟洋暴动，在创建闽西根据地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称得上是老资格的红军根据地创始人。他在执行中央各项政策过程中，与中共闽西特委发生了矛盾。当时由中央派往闽西的邓发不分是非曲直，给傅柏翠安上“右倾社会民主党”帽子，开除了党籍。
有了特委书记和宣传部长，肯定还有其他委员。在继续严刑拷打下，许多干部都被供认为“社会民主党”领导。于是，林一株以肃反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号召各级政府集中火力进行“肃清社会民主党”工作。3月1日，召开了“闽西工农审判反革命社会民主党分子代表大会”，林海汀等17人被处死。“肃清社会民主党”冤案就这样发展为闽西的一场运动。这场冤案的性质之所以极为恶劣，就在于使用了残酷的逼供信，为后来招供出6000多所谓“社会民主党”人打开了方便之门。
名为肃反，实则滥杀无辜
“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的发生，与当时的王明“左”倾路线有关。早在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时期，福建省委个别人强令新组建的红十二军远离闽西苏区，去攻打广东东江地区，结果遇到广东军阀余汉谋的顽强抵抗。红十二军死打硬拼，招致仗仗皆败，部队越打越少，战士大批逃跑，闽西形势日趋紧张。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共产国际指令下解决李立三盲动路线，结果上台的王明实行的是比李立三更左的路线。当时，派往闽西传达三中全会的邓发本人就是立三路线的拥护者。他到闽西后，不是从根本上纠正李立三“左”倾的影响，而是用更“左”的眼光和观点看待闽西苏区，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下令开除傅柏翠的党籍。
邓发主观地认为闽西“有些地方的苏维埃甚至被富农、流氓和反动政治派别的反革命分子混迹其间，从中把持苏维埃的工作”；红十二军“军纪废弛，战斗力很弱”。既然如此，当然有必要对闽西红军和苏维埃来一番彻底改造。于是他照搬共产国际要中国共产党开展对社会民主党及资产阶级派别斗争的指示，使肃反惨剧不可避免地拉开了帷幕。
1931年4月4日，又传来了六届四中全会给闽粤特委的指示信。信中说，“敌人从各方面向苏区红军进攻，普遍的白色恐怖，积极地打入党的组织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闽西的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及其他地方的改组派等，从蒋介石到傅柏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必须“肃清内部的红军中、政府中、党部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站在阶级立场上用最严厉的手段镇压”。很明显，“用最严厉的手段镇压”，这就等于大开杀戒。闽粤特委随即召开各种会议，在土地革命、军事斗争和肃反等方面实行更加“左”倾的方针政策，提出“整个地消灭资产阶级”，“消灭富农”。
枪杀林海汀等17人，既然开了滥杀的先例，杀戮之风便无法收住了。各地立刻行动起来，先把闽西区域内的地主、富农斩杀干净，然后又捕杀准备和已经逃亡的一部分小商人、小业主、小资本家，真可以说是站在了阶级立场上。对此，中央还不满意，说他们右了，“左”得不够。说闽西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时期，“社会民主党”等反动派别已经普遍地打入党内和红军内，必须“对一切消沉、悲观、失望、逃跑等等的观念给予无情的打击”。
此种情况下，各地苏维埃政府纷纷召开审判大会，滥加杀戮，造成杀人如麻的恐怖气氛。而且杀人理由之荒唐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例如：
十毫子运动：毫子是指当时苏区通用货币，谁拥有了十个毫子，谁就是土豪劣绅，杀之；
食烟大同盟：几个人在一起互相递支香烟，对对火，说说话，那就是参加了以食烟为接头暗号的反动组织，杀之；
姑娘姐妹团：年轻姑娘在一起形影不离，说说笑笑，更有亲密者曾拜干姐妹的，杀之；
恋爱团：一男一女通过搞恋爱，想组织社会民主党，甚至男女之间互相交谈说了些话，也被当作“恋爱团”，杀之；
膳食委员会：整天讲吃喝，聚在一起研究今天中午晚上吃什么，无论男女，杀之。
就这样，不仅根据逼供信屈打成招的所谓“社会民主党”人被残酷地屠杀，甚至人们日常生活中正常的交往也成了“社会民主党”行为，将当事人杀掉。对于一些出身阶级成份不好的同志，也根据“地富子弟，在斗争中必然会背叛革命”的荒谬逻辑，进行了清洗。
在屠杀之前，肉体刑罚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凭肉刑罗织口供，肉体消灭”的政策。高峰期间，全苏区党政军机关和一切团体都投入运动，没有侦察立案，没有调查研究，“以捕人最多处决人最快为坚决”。有的肃反委员竟然亲手处决百余人。法律又回归到封建时代，公开恢复苏区曾禁止的肉刑：砍头、破肚皮、老虎凳。
红十二军是闽西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由于四中全会点名要在红军中挖出社会民主党分子，于是红十二军更不能幸免。连以上干部半数被处决。
错误的“肃社党”运动给闽西党造成惨重损失，大批干部群众蒙冤屈死，红军元气大伤。闽西苏维埃执委35名中被肃掉了一半，闽西近6300人被错杀。闽西党组织的党员人数由8000人减到5000人。共青团组织受到的破坏更加严重，全苏区30个区委，一年后全部瘫痪。
“这样搞，不要敌人打，我们自己就会垮台！”
闽西苏区疯狂的肃反造成人人自危，干部和群众强烈不满，极端恐慌，各地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反抗浪潮。
1931年5月27日，杭武县三区第三大队长李真和副政委张纯铭，为反对上级胡乱抓人和保护自己，营救已被指控为“社会民主党”分子而关押在区苏维埃审讯室的区委书记何登南等200多名干部群众，率领第三大队包围了区苏维埃政府，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后，救出了被捕人员。这一事变当即被宣判为“反革命暴动”，受到红十二军围剿。李真、何登南、张纯铭等第三大队和被释放人员在追剿下被枪杀或重新逮捕后处决，几百人尸体示众后掩埋。其它地区发生的反抗也都遭到红十二军镇压。
但是，始终没被镇压下去的有一支队伍，就是傅柏翠。傅柏翠作为闽西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与张鼎丞、谭震林等一起战斗过。他被闽西特委告状后，邓发宣布开除他的党籍。紧接着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来临，他成了“社会民主党”的特委书记，肯定在镇压之列。傅伯翠出于保护自己，利用在苏区人民中的威信，毅然决然地拿起武器反抗肃反。响应者与日剧增，那些害怕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被打成“社会民主党”的人拥戴傅柏翠上了山。打出的旗号是：“欢迎社民党到这里来。”红十二军派兵进行围攻，攻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后来，肃反停了下来，他也未归队。
红军长征走后，国民党几次“清剿”都没有把他搞掉。抗战时期，他的部队被改编为保安队，接受了国民党指挥，但就是不下山，国民党也无可奈何。解放战争期间，傅柏翠率部起义。解放后，他担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1985年5月，中共福建省委发出通知，为傅柏翠平反，推翻其所谓“社会民主党领袖”的不实之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肃反到最后，林一株竟然把“社会民主党”的罪名扣在闽西苏维埃主席张鼎丞头上，组织部长罗明也被怀疑。邓发看到因“肃社党”竟然把苏区肃得满目萧条，到处都是喊冤哭骂声，不得不承认肃反严重地扩大化了。为了恢复闽西正常的革命活动，必须采取措施扭转这一严重局势。鉴于林一株为主席的肃反委员会民愤极大，闽西苏维埃政府决定撤销这一机构，另行成立以郭滴人为处长的政治保卫处，林一株降为副处长。但因为闽西党政机关并未真正认识到肃反的错误，致使这一运动还在发展。
张鼎丞、罗明、郭滴人留守上杭，根据群众控诉，认为林一株等人利用肃反大权滥杀无辜，为非作歹，便以“社会民主党人”的同样罪名于1931年9月把林一株等人枪毙。
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郭滴人、张鼎丞向毛泽东和苏区中央局任弼时汇报了闽西肃反的错误作法和严重后果。毛泽东气愤地说：“这样搞，不要敌人打，我们自己就会垮台。”在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强令干涉下，“肃社党”运动在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三个月后，才算基本停止。
由于当时正处在王明“左”倾路线开始时期，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和闽赣省委、闽西特委虽然结束了这场残酷的运动，但却认为“肃社党”是必要的，其错误主要是方针政策、方式方法上的错误，根本没有认识到这是一场天大的冤案，应该从根本上加以推翻。
延安整风期间，通过清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左”倾路线，邓发认识到“肃社党”运动的错误根源和危害，否定了这一错误运动。由于此案牵连人物十分广泛复杂，虽提出过要平反，但没法落实。直到解放初期，追认了被错杀的3728人为烈士，上世纪80年代又为2624人平反昭雪，两次合计，人数为6352人。如果论及这一冤案对革命造成的损失，那教训就更为惨痛。
附注：红十二军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地方红军，1930年6月红一军团成立时，红十二军改编为红四军第三纵队。之后闽西地区又组建了地方部队，番号仍为红十二军，后人称为新十二军。本文中的红十二军就是指新十二军。
来源：《文史博览》2008年05期，作者王勇、傅伟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