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阳絮语】读完，感觉真正是补了一课，且是重要的一课。
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说：“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这是中国革命文献中，把自1934年夏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于10月份开始撤离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的军事大撤退行动，第一次以“长征”这个词语来进行表述。这份红军的布告署名为“红军总司令朱德”，但据说起草者是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红星报》主编陆定一。显然，在这个时候，“长征”并没有作为一个名词的概念被定义下来，它还只是一个形容词。
1935年6月10日，《前进报》第一期刊载博古(秦邦宪)的署名文章《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把红军的行动称为“长途远征”。6月12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在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告中指出，“西征军(指中央红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这份报告结尾署名“向前代草”，可见其出自徐向前之手，再次提出“长征”。6月15日，《红星报》第21期社论称中央红军的行动为“八个月万余里的长途行军和作战”；6月16日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复电红四方面军，也仍称“长途行军”。到7月10日，《红星报》在第25期社论《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中，也使用了“万里长征”一词。
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在与时任红一师第三团政委萧锋讲话时，指出：“我们长征12个月零两天，共367天，战斗不超过35天，休息不超过65天，行军约267天，如果连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止267天了”；“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长征”和“二万五千里”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所说的“二万五千里”，仅仅是指中央红军部队行军路线最长的里程，也就是说中央红军有些部队并没有走到“二万五千里”。他在随后的讲话中也称红军长征“二万里”。比如，10月27日，毛泽东在吴起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发言时说：红军长征“二万里完结，将来再不会有二万里”。
10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给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的信中依然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两万余里的长途远征”。11月5日，毛泽东到达象鼻子湾，向随行部队发表讲话，说：“从江西瑞金算起，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同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等来象鼻子湾开会，以确定发起直罗镇战役的总的决心。毛泽东在随后召开的全军干部会议上再次提出：中央红军长征“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11月30日，毛泽东在《直罗战役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又称作“远征”。
显然，上述关于红军“长征”和“二万五千里”的说法，没有统一固定，而且大都是在布告、讲话或会议发言中提到的，受众也局限于红军内部或军队高级干部，所以传播范围受到一定的影响。
中共中央真正公开以文件的形式确定“长征”这个历史概念，是1935年11月13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该宣言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11月28日，毛泽东、朱德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再次提出，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
综上所述，“长征二万五千里”和“万里长征”，以名词概念的形式，是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前就已经提出。由于受当时人文、地理、战争和政治环境等客观条件限制，“长征”等概念还没有被中共中央和红军部队统一和广泛使用。到1936年7月6日任粥时在给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电报中还依然称红二方面军的战略转移为“远征”或“长途远征”。因此，把所有红军部队的战略转移都统称为“长征”，则更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
1936年8月5日，因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来访，毛泽东和杨尚昆联名致函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和部队，“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意达，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指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伴随着征文活动的展开和《长征记》的编辑出版工作，“长征”“二万五千里”“二万五千里长征”“万里长征”才开始真正逐渐进入历史，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