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底，一封来自河南的信被呈上毛主席的案头，毛主席阅信后大发雷霆，当即要求开除来信者的党籍、公职，并表示“永不录用！”

而来信者正是当时河南省开封市的市委书记戴季英。

那戴季英的这份信中到底写了什么？曾经立下赫赫战功的他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才会让主席会如此诘责呢？

投身革命战功赫赫

出生于全国闻名的“将军第一县”黄安县的戴季英，中学时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大革命期间加入我党，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之中。

此时的他可谓意气风发，和所有的革命青年一样，都想要为国家为人民谋个光明的前景。

但当时在反动派的破坏下，大革命失败，我党紧锣密鼓地在各地秘密组织群众起义，戴季英也在组织的安排下返回老家，开始联系群众筹备起义，那一年他刚刚20岁。

当时的黄安县大大小小的农民运动不少，自然成为反动派的“眼中钉”，戴季英和同志们的工作也始终处在危险中，但他们克服重重困难，长期领导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与反动势力周旋。

1927年11月13日晚，黄安、麻城的近3万余名农民参加的黄麻起义拉开帷幕。

作为黄安县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戴季英表现异常英勇，他带领起义队伍攻打黄安县城，将北门作为突破口，一举杀入城中，占领黄安县城，活捉县长与一众土豪劣绅，多次击退反动势力援军。

直到12月，县城再次遭到敌人独立旅的偷袭，因对敌情错误估计，起义军不得不弃城突围，一部分同志留守，将工作转入地下，另一部分则带上枪支弹药转为游击作战。

次年，黄麻起义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戴季英因领导起义有功，被任命为党委委员，并再次接到组织的任务：参与创建鄂豫边根据地。

虽然根据地建设和行军打仗的思路并不相同，涉及到的工作也更加复杂，但年轻的戴季英却将任务完成得不错，逐渐发展成为了根据地的领导层人物。

1934年根据地迎来了劫后余生的红25军主力，他们刚刚逃过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虽突围成功，但队伍遭到重创，仅剩3000余将士。

在中央的指示下，红25军着手建立鄂豫陕边区根据地，而拥有根据地建设经验的戴季英也再次被调任，指导根据地建设。

一开始，根据地的斗争和建设都颇为顺利，直到一年后，一个重大考验降临。

1935年敌人调集11个团的兵力，对边区根据地展开血雨腥风的第一次“围剿”。

戴季英与吴焕先经过周密的规划后决定率红25军以“回旋”的姿态，巧设伏击，借助对地形的了解和广泛的群众支持，粉碎了敌人的野心，生擒百余名敌人。

3个月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又如狂风骤雨般袭来，戴季英并不慌张，他早已安排好了战术，那就是“绕”和“拖”。

他每日率队长途奔袭，和敌人“兜圈子”，等敌人疲惫不堪如无头苍蝇一般时，再“扎口袋”歼敌。

随着我军杀敌300余人，俘虏1400余人，敌人的第二次“围剿”也破产了。

1935年8月，冒着烈日炙烤和敌人随时到来的袭击，红25军主力挺进甘肃，纵深行军，切断西兰公路这一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

敌人果然被激怒，但戴季英冷静指挥，在恶劣的作战条件下带领队伍到达陕北，完成了策应任务和红26军顺利会师。

肃反大搞冤假错案

戴季英的功勋是在血与火的战场上铸就的，但他的口碑一直毁誉参半。

虽然他的战功不容置疑，然而他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期间，也确实办了一些“错事”。

当时红四方面军中正大搞“肃反”，戴季英的二哥戴季伦因富农问题分歧在“肃反”中被错杀，可他本人却成为了“肃反”运动中的先行者。

拿到“令箭”后的戴季英只要看来有嫌疑的人都会实施抓捕，并以酷刑伺候，当时有不少人都在审讯中丧命，或被秘密杀害。

在《亲历“苏维埃革命”—大别山苏区革命者讲述自己的革命史》一书中，曾在鄂豫皖政治保卫局工作的丁武选回忆，

“政治保卫局的工作，戴季英同志最为了解，很多红军将领都是经他之手审讯的。”

当时，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等红军将领被戴季英下令秘密关押，经过审讯后全部被活活勒死，而徐海东将军的生平自述中也曾提到一件惨案，戴季英正是主导者，49名同志因此被杀害。

就连陕北根据地的创立者之一刘志丹也未能幸免，戴季英甚至亲自审讯他，连刘志丹的妻子和年仅5岁的女儿也受牵连被关押起来，幸亏中央红军到达根据地，看到这样的严峻形势便叫停了“肃反”。

当时中央领导人全面评估了现实，接管政治保卫局工作，给一批被冤枉的同志“平反”，释放无辜被捕的同志，并作出了由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承担主要错误的决定，但考虑到戴季英的过往贡献，从轻给予最后警告。

居功自傲自食苦果

新中国成立之后，戴季英被任命为开封市委书记，但戴季英认为自己在大革命、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都功劳很大，且在根据地工作期间，自己就已经是省级干部，如今只被委任为市委书记，便觉得自己被“降职”了。

在如此思想的作祟下，戴季英身为一市领导，竟公然对抗政策，和省委班子对着干。

那时全国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正热烈开展，河南省也不例外，但戴季英不仅不作为，反而处处掣肘，公然叫板省委，公开对省委贯彻中央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表示异议，拒绝执行省里的政策。

而在开封市委他又拿出从前在政治保卫局的做派，将许多上级决议放置不予传达讨论，拒绝向省委提供开封的工作报告和各项工作材料。

这样的行为被省委点名批评之后，他干脆消极抵抗，极大损伤了政府公信力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另外戴季英不仅不想着如何为人民服务，反倒是“任人唯亲”，而且对于省上级领导也毫无尊重，甚至要求省委推翻中央之前对他“肃反”的责任定论。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戴季英已经到了为国家和人民所不容的地步。

而他甚至还写信给毛主席，要求重新审视他身上的历史问题，并给他“升官”。

信中他以“开国功臣”自居，声称自己做个市委书记是屈才，并对河南省委的领导班子“批评”一番后，直接要求毛主席将自己提拔为省委书记。

如此行径也难怪毛主席会大发脾气。

所以戴季英等到的不是升迁令，而是毛主席直接批示，“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1952年2月12日，被开除党籍的戴季英回家反省，自此彻底结束政治生涯。

纵观戴季英的一生，从有志的革命青年到战功卓越的革命战士，再到“肃反”中的残忍之徒，最后彻底变得居功自傲。

这无疑在警醒着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让一颗红心不“变质”，而背离理想，背离人民之人，也终将会被历史和人民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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