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内容
1949年，解放军解放西南后却被一队农民拦住，并一再表示，他们是红军，在等周总理的命令。
危在旦夕
从1934年到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在南方红军三年的行军过程当中，远在中国的西南边陲，红军长征转战川滇黔地区。
这些游击战队艰苦卓绝，他们武器简陋，补给根本无从谈起，但是面对国民党的反复血腥“清剿”、镇压，他们不仅没有选择放弃，而且还进行了顽强、英勇的抵抗。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开始了长达两年的红军长征。
在经历了湘江战役后，整支部队锐减，此时的红军与刚出发长征时的红军人员相比已经减少过半。
在计划当中，红军主力部队要赶赴湘西同当地红军二、六军团会师。
毛主席、周总理等人在对最近的事情整理、反思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国民党反动派已经预估到了红军的进军方向，一定会在沿途布下重重防守，这时候不能按照原来的方法，得换一条路线！
那从哪儿过去呢？这时候一个大胆的想法被毛主席提出。
在1934年12月，红军主要领导在湖南召开紧急会议，在一番协商后，红军得出一个初步方案：
放弃与湘西的部队会合，继续西进，去国民党势力暂时较弱的川滇黔地区，建立新的苏区，既能保存现有兵力，也能在避免与国民党接触的情况下，补充新的人员加入。
可当时大部分人不同意这个路线，认为现在快速与湘西红军二、六军团会师才是主要任务，没有那么多时间进行“南方大迂回”。
1935年1月1日，最终《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通过了，放弃了前往湘西与部队会师的想法。
以“创造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现在的最中心任务”的指导纲领马上下发，红军开始向西南地区进发。
国民党已经料到了行军的路线，在前往湘西的路上布下重兵防守，按照原来的计划，迎接红军的只有多重的包围和伏击。
转战南下
红军休整过后，一月下旬起身出发，南下贵州，在建立根据地的同时准备第一次渡江。
蒋介石似乎也发现了红军路线的变更，便从全国各地调集了数十万武装堵在川滇黔边区。
其中包括了有“川军第一猛将之称的”国民党五十军军长的郭勋祺。
1935年2月5日至9日，红军在扎西（现今威信）进行休整，在此过程中红军连续在扎西召开会议。
他们认为以国民党军队现在快速的反应以及装备的差距，像原来一样的渡江办法是没办法奏效了，需要小股部队侦察、骚扰敌人。
而云贵高原群山环绕，有很多天然的隐蔽物，那么游击战就是一个极好的办法。
据当时的记录，会议上“根据敌情的变化和西南地区群山环绕的特点之下，建立一支游击部队，与敌人作出游击作战是很有必要的”的观点被广泛认同。
就此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革命军委抽调干部，开始组建“中国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游击纵队”，这支部队也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号“川南游击纵队”。
1935年2月10日，为了从零开始建立这支游击分队，各个军团缩编。
例如一、三军团部在改编后把多余的人员补充到游击队中去，五军团也对多余的人员同上处理。
除掉军队的改制，为了让这一支部队能拥有更多的战士，周总理亲自动员，到各个部队根据地游说，希望有更多的人员加入游击部队中去。
“中央决定，机关要精简，伤病员要安置，部队要充实和轻装，并决定抽调你们在这里成立一支游击队，一要打击和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
“大家要服从中央的决定，高兴地在这里战斗，坚持斗争，直到革命的胜利。”
周总理的一席话，让许多干部加入到了游击队的组成当中去，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建成。
其中还包括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一个连、一个警卫通讯排、一个运输班和一个卫生班，总计400多人，王逸涛任司令员，徐策兼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曾春鉴任副司令员。
川南游击纵队
川南游击纵队组成后，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川滇黔边境广大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打击敌人，积极配合主力红军的渡江作战和人员转移。
川南游击纵队与主力红军告别之后，游击队在川南的宜宾、泸州两县以及长江以南、金沙江以东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发挥了地形和小股部队快速的机动优势。
执行了“你走我进，你来我退，且战且退，不断骚扰，保存实力”的原则，在第二、第三、第四次渡赤水作战中，迷惑牵制了大量敌军。
当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主力部队挥师北上，而他们也接到新的任务：留在川滇黔边区继续战斗。
这时，蒋介石除调动在重庆部署兵力追堵中央红军以外，其在川滇黔剩下的留守部队，也不堪这小股部队的骚扰。
想趁红军主力北上的机会，端掉这个小股部队，让川滇黔边区重新回到国民党的掌控当中，于是蒋介石开始组织重兵对游击纵队进行了“三省会剿”。
1935年3月下旬，川南游击纵队在珙县、兴文交界的大石盘山被包围。
在这场战斗中，组织部长戴元怀牺牲，纵队司令员王逸涛潜逃叛变，原先的5个大队人员严重减少，只能缩减纵队建制，从5个大队缩编为三个大队。
1935年7月，川南游击纵队又在云南扎西遭到敌人的伏击，纵队政治委员徐策、副政治委员张风光再突围中牺牲，而参谋长重伤被俘。
在两次国民党的伏击围剿下，川南游击纵队人数已经减少一半以上。
部队一边躲避国民党追击一边进入贵州威宁，由余泽鸿、刘干臣等作为新的指挥。
但这时部队急需人员和物资，他们盯上了贵州筠连县城监狱和纳溪以南的护国镇。
筠连县城监狱防守较弱，值守的部队都没有什么“打仗经验”，而游击队现在虽然减员较多，但是剩下来的都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可以尝试突破。
而护国镇有土匪路霸那里囤积了很多物资，可以作为补充。
人员稍作休整后，游击纵队偷袭了筠连监狱，从监狱里救出了关押在内的数百名革命同志。
其中有几十名青年加入了纵队，而护国镇则缴获了40余支步枪，子弹10余箱以及大批物资。
在附近的城镇把这批物资全部换成了药物、食物、衣物等，游击纵队的队员带够物资后，转兵南下，把剩下的衣物、粮食都分给了当地苏区的贫苦工农。
在1935年10月到1936年时间内，游击纵队决定途经纳溪地区到了黔西的毕节、仁怀地区活动。
其间不断受到敌人的包围，人数从最多时候的1000余人减少到了100人。
而就在新指挥员刘复初着急从哪儿补充人手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传来。
抗日救国
1936年6月，在毕节地区红二、红六军团组建的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600余人与川南游击纵队会合。
在新的形势下，中央认为抗日即将成为主要任务，将三支部队合并称为：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由阮俊辰任司令员。
在抗日先遣队组成后，部署在黔西地区积极活动，基于形势对人民群众增加了抗日宣传，对国民党以及当地地主的骚扰不变。
新合并后的“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依旧以小规模作战，打击当地剩余的国民党军队，但是这次补充后，作战的规模、效果变得更好了。
几次的围剿下，国民党认为这股部队应该已经所剩无几，本以为已经“断壁残垣的游击队，掀不起什么大浪”，都准备撤军了。
但是各地频繁被袭击的报告传到国民党高层，国民党调集大量部队，对川滇黔地区又进行了大规模的“三省会剿”。
在长达半年的围剿中，游击部队在围剿中频频与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敌人作战，但游击纵队即便受到打击也没有放弃，小股部队还在英勇抗争。
到了1937年1月，周总理发的电报无法传达到川滇黔地区，可当时全国战线下没有部队能够过去支援，至此游击纵队主体部队与中央失去联系。
这时候他们还没有放弃中央的“任务”，决定派出部分人员进入云南，剩下的人孤军在川滇黔地区20余县与敌军周旋。
在这样缺乏补给，且无法联系到中央的情况下，这些人在川滇黔边区坚持抗争将近两年，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围剿。
而分支到云南的人员，在云南团结了当地的工农，开始打击地主恶霸，武装群众、宣传抗日精神。
但是1947年，云南这支游击支队在敌后的战斗中，还是结束了光荣历史。
在1949年底，解放军发动解放大西南战役，他们仅用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歼敌90余万，解放了西南地区。
虽然川南游击纵队大部分战士英勇牺牲，但仍有部分战士分散隐蔽潜伏下来，生活在农民之中。
所以在知解放军逼近大西南后，于是便想着立刻与解放军会合。
这时一支解放军部队行进至川滇黔边区时，突然被一群衣衫褴褛携带武器的农民拦住，他们声称自己是红军，正在等周总理归队的命令。
于是解放军连忙确认他们的身份，得知这一切都是真的，解放军简直不敢相信，连忙报告给了上级。
后记
这一支以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为主体的“川南游击纵队”，是中共中央、红军主力在长征途中建立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红军队伍。
他们牵制、打击敌军，虽然人数不多，装备有限，但他们仍然英勇顽强，以游击的方式，给敌人有力的威慑和打击。
他们发动群众，打击反动势力，分析边区群众灾难深重和贫穷落后的原因，动员组织各个民族展开武装斗争，争取工农群众的自由权利。
他们遭到了敌人的重兵“围剿”，牺牲惨重，但是保存实力、发动群众，在与中央无法联系的情况下，在南方保留了珍贵的革命火种，为之后的川滇黔解放战争做出巨大贡献。
在长征的历史中，这一支小股部队临危受命，虽然他们的事迹在过去鲜为人知，却没有被埋葬在历史的尘土中，我们都会铭记他们为革命所作出的贡献。
正如1986年，张爱萍将军为纵队斗争史题词说的那样，“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川滇黔边游击战场，孤军奋斗牵制强敌，壮烈牺牲万代敬仰。”
【免责声明】：转载自其他平台或媒体的文章，本平台将注明来源及作者，但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仅作参考。本公众号只用与学习、欣赏、不用于任何商业盈利、如有侵权，请联系本平台并提供相关书页证明，本平台将更正来源及作者或依据著作权人意见删除该文，并不承担其他任何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