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英豪】女红军李桂红长征路上历险的故事

女红军李桂红长征路上历险

1935年2月4日，正月初一。

一片孤城万仞山，川南重镇兴文县坐落在一望无际的奇峰石林中。那天是春节，兴文县大坝乡的街上熙熙攘攘，亲戚老友碰面相互道贺，都希望有一个好的年景。

一支部队踏着急促的步伐走了过来，乡亲们纷纷躲藏。从门窗的缝隙中偷看，这是啥子军队哦?有的穿着褪色的军装，有的穿着还穿着单衣，有的穿着看不出颜色的半长的民族服装，但个个精神十足，目光炯炯有神。村民们琢磨着，无论是刘湘的川军还是龙云的地方团练，都比他们穿得好得多，长得也比他们胖得多。唯一表明他们是军队的是个个背着背包，背包上横着一支长枪。没有鸡飞狗跳，没一支部队的行军就像一个人行走一样。村民们纷纷打开门走了出来，看着这支衣襟槛楼却精神抖擞的队伍。

这是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的主力部队，官兵一致，谁也分辨不出谁是官谁是兵。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之后，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红军迎来了新的起点。1月25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计划经兴文向长宁集结，然后伺机在宜宾至泸州之间渡过长江，挥师北上抗日。

李桂红(又名李桂英)、阚思颖(又名甘棠)等几名女红军坐在屋檐下的石坎上。乡亲们非常惊讶，他们从没看见过女兵。她们脱下草鞋时，鞋底早已磨穿，连缠在脚掌上的绑带也磨出窟窿，浸染着鲜血。李桂红和阚思颖相视一笑，她们俩是从瑞金出发一路长征过来的好姐妹，阚思颖英姿飒爽，嫉恶如仇，时年25岁，四川南溪人，是红军长征总供给部任宣传员。李桂红身材苗条，面容清秀，时年24岁，江西寻乌人，是红军长征总卫生部担架连指导员，曾任中共粤赣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丈夫是中共粤赣省委组织部部长戴元怀。整理完毕，阚思颖和李桂红按惯例开始在墙头、岩石上书写红军标语。整个大坝乡都沸腾了，每家每户都有红军战士在为乡亲打扫庭院、挑水，乡亲们的表情由原来的惊恐变为欣喜，这样的军队，他们还是第一次遇见。

2月5日，黎明，集结号划破大坝的天空。红一军团启程向五村(今兴文县石海镇)转移。担架连、卫生连忙着护送伤员断后，罗二爷急急忙忙带着几个年轻后生找到昨天在街上写标语的李桂红和阁思颖，说道：“红军同志，我老了，走不动了，但我知道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我把几个年轻人交给你们，你们带走他们吧!”， 李桂红笑道：“好啊，欢迎参加红军，先到担架连帮忙。”看似偶然，实则必然。李桂红21岁时就成为会昌县麻州区委书记，是红军中著名的“扩红”突击队队长，曾被中央政府授予“扩红模范*称号。

途径小岩石湾时，卫生连的一名女红军发现一个苗族女子抱着一个约2岁的孩子在自家门前哭泣，于是上前询问，苗族女子不懂汉语，只是用手比划着。女红军发现孩子高烧，呼吸困难，气息奄奄，急忙从挎包中取出药来，示意进屋喂药。她不顾连队已经走远，忙着在灶房烧开水给孩子喂药。“抓女红军！”一阵狂叫传来，追赶的川军将苗家女子的房子围了起来。紧急时刻，苗家女子将她藏到灶房墙角一堆包谷杆里。“你家有红军，快交出来！“十几个川军冲进门来，端着枪对准苗家女子。苗家女子摆着手说了一通苗语，胖头子骂咧咧吼道：“妈的，刚才看见有红军进来，烟囱冒着烟，给我搜！”，一阵翻箱倒柜后没有发现红军。“肯定藏起来了，老子毙了你！”川军胖头子将枪对准苗家女子脑袋。邪笑道：“这婆娘还有几分姿色，竟然通匪，带走！”就在川军转身将苗家女子带走之际，女红军从包谷堆里冲了出来：“住手，放开她，你们要抓我，与她无关！”川军一下惊呆了，胖头子缓过神来，兴奋地喊道：“抓住女红军！”十几只枪押着女红军走了，苗家女子抱着孩子流着眼泪跟在后面走了很远，乡亲们也跟了过来送了很远，那女红军回过头来对苗家女子说道：“你快回去给孩子送药，我不怕，我们队伍会来找我的！”当走到石林大漏斗附近时，女红军突然挣脱绳索，向小路上飞跑，川军一边追一边开枪，大漏斗岩口怪石嶙峋、杂草丛生，那女红军站在大漏斗边上，脚下是几十丈高的悬崖，追兵已近，她纵身一跳，惊呆了追兵和众乡亲。

当夜，雨一直下。苗家女子家人和乡亲们打着火把摸索到大漏斗悬崖底部，找到了女红军的遗体，他们用了一整夜的时间，将女红军的遗体抬出大漏斗，黎明时分，将她葬在纵身跳崖的地方。从此，当地人将红军纵身跳崖的地方称为“红军岩”。那夜，苗家女好还找到了的女红军帽，一直珍藏在家中，解放后才捐献给四川省博物馆。

1982年5月，张爱萍将军来到老区兴文，感念女红军的故事，亲笔题下“红军岩”三个大字，后来镌刻在大漏斗悬崖绝壁上。

李桂红，她不满4岁时父亲就死了，母亲把她卖给一个吹喇叭的家庭当童养媳。红军打下寻乌县城时，她听了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演讲之后就跟着红军的队伍走了。21岁时就成为会昌县麻州区委书记、红军中著名的“扩红”突击队队长，被中央政府授予“扩红模范”称号，在会昌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时，中央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留在川滇黔边区活动，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李桂红留下参加游击战争。在川南艰苦的斗争中，李桂红与红军纵队政委余泽鸿结为夫妻。

蒋介石亲自部署对只有1000余人的红军纵队进行“三省会剿”。恰在这时，已有数月身孕的纵队司令部政治指导员李桂红行走困难，不能再随部队作战，红军纵队领导人决定由司令部总支书记阚思颖陪伴其隐藏在长宁梅硐山区，交中共梅硐区委保护。

1936年1月初，产后仅4天的李桂红与阚思颖在两名梅硐游击队员的护送下，怀着离别骨肉的痛苦和对乡亲们的感激之情，饱含热泪离开长宁梅硐，踏上寻找部队的征程。

在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中的30名女红军中，只有李桂红和阚思颖在中途留了下来，其她28人都安全到达了延安。在延安，她们思念着这两个失去联系的姐妹，多次电告四川地下党的同志要设法找到两人。

1937年9月流落在重庆街头的李桂红与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接上了头。罗世文告诉李桂红：“蔡畅同志从延安来了电报，她说你在长征中表现得很好，要我们立刻介绍你到延安去。”随后，董必武将李桂红接到了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招待所，由邓颖超陪伴来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在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面前，26岁的李桂红像无家可归的小孩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尽情地倾诉着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红军纵队）悲壮的战斗历程。

1938年元旦，在汉口中共中央长江局会议室，周恩来设宴招待即将奔赴抗战前线的项英、周子昆、张云逸等新四军领导同志。宴会间，神色凝重的周恩来把一位身材苗条、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同志介绍给大家：“这就是李桂红同志，长征中她没有走到延安，但她走得比我们还要艰难啊。”周恩来说的“艰难”，就是指李桂红在红军纵队的艰苦经历，特别是她在长宁梅硐山区留下的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