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广播剧】红军的“导航仪”

我开车去红军走过的草地寻访，一点儿也不用担心会迷路。

因为现在有手机导航软件。

从毛儿盖到若尔盖县城，只要在导航软件输入地名，一条旅游观光路就会引导着我准确地到达目的地。这条路叫：九红草原风光路。

这条路全程都是柏油马路，来回两车道，虽然不宽，但是很平整。沿途景色美到让我踩不动油门，时不时想停下来观景赏美。

这条路不是笔直的，而是沿着沼泽地的边缘兜一个大圈子。先向南，再向西，然后向北，最后向东。等于画了一个半圆形。圈子里面就是当年红军走过的沼泽地，现在依然是沼泽地。荒无人烟。我带你走近了看看，你就知道沼泽地是多么危险——

因为有导航，所以我不担心会迷路。

那么，红军要走出这片沼泽地，靠什么导航呢？

我在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录中找到了一个微剧素材，告诉我们，什么是红军的“导航仪”。

1935年8月17日，毛泽东在毛儿盖的索花村住地，突然叫几十里外的红四团政委杨成武来一下，紧急布置给他一个任务：赶紧带领你的红四团，向北出发，穿过沼泽地，为大部队探出一条通往若尔盖县班佑村的路线。

从毛儿盖到班佑村，有200多公里。

为何如此紧急？

因为中央得到情报，国民党胡宗南将军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坐一带集结了四个师；毛儿盖东面的国民党川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分部队已经占领了岷江西岸的杂谷脑，这是红军刚离开不久的地方；跟在红军后面的川军将领刘文辉也带着部队赶到了懋功，并向抚边前进，抚边的两河口村，毛泽东他们一个多月前还在这里开过一个重要会议，史称“两河口会议”；国民党中央军的薛岳、周浑元两位将领，带着部队则集结于雅州，也就是现在的雅安。

这是什么概念？

中央红军的东南西三个面，都被国民党包围了。

我在沼泽地的游步道上，也顾不得呼啸的寒风，抖抖索索地用手机搜索了一下公里数，汇报如下，便于大家感受当时的危急程度：

东面的国民党部队，离红军只有100来公里；

东南面的国民党川军部队，离红军只有230公里；

西南面的国民党刘文辉部队，离红军只有190公里；

国民党中央军的部队，在雅安一带蛰伏，随时可以增援松潘的胡宗南部队和川军，助力收紧包围圈的袋口。

为啥独独北面没有国民党包围？难道是蒋介石发善心？网开一面？

绝对不是。

蒋介石预测红军只有走东面，才是可行之路，所以胡宗南急急调兵进入松潘县城，蒋介石也已经在松潘一带布置了埋伏，薛岳带领的的国军貌似驻扎在雅安，实际上是瞄准松潘的。

当时，松州古城（现在叫松潘古城）离毛泽东的直线距离不到80公里。

蒋介石认为，红军绝对不可能往北走，一来没路，二来必死无疑。

当然，蒋介石在北面还是有所准备的，甘肃的一个国民党师，加上马步芳的部队，也都在往北面移动，只不过，动作没有那么快。按照老百姓土话说，叫不应。急急风碰到了慢郎中。

蒋介石最失策的是，没有派重兵提前占领若尔盖县，更没有派出精干部队先下手为强，把若尔盖县沼泽地边缘上的班佑村拿下。

因为他的认知告诉自己，北面还可以松一口气，没有那么要紧。

恰恰就是这种常规认知，给红军留下了一线生机。

蒋介石自诩为军事家，千算万算还是算不过自称是教员的毛泽东。

杨成武在波罗子附近接到毛泽东的命令，立刻带着十多位红军警卫战士，策马飞奔毛儿盖，8月17日傍晚时分，终于跑进了党中央住地毛儿盖的索花村。

到了索花村，直趋毛泽东的住处。

这是藏民用木头架起来的普通房子，分上、下两层，底层关牲口，楼上住人。

（粗体字是杨成武原话，下同。）

在屋子外面，杨成武先见到了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邓发立即带他上楼。

可见邓发也是特意在楼下等候的，情况紧急啊！

邓发带着杨成武上了小木梯，踏上楼板，邓发朝里一指：“毛主席就住在里面。”

毛泽东向杨成武布置了任务，特意告诉杨成武：

如果我们掉头南下就是逃跑，就会断送革命。我们只有前进。蒋介石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但是，他们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剑出偏锋，兵出奇招。

往北走，确实如蒋介石所料，根本没有路，就是一大片沼泽地，足足有200来公里。

毛泽东问杨成武，有什么困难？

杨成武说，粮食还好对付一下，因为已经做好过草地的准备，多多少少储存了一点粮食，再沿途搞些野菜，可以将就过去，就是衣服成问题，每人都只有两套单衣，恐怕抵御不了草地的严寒。

杨成武在回忆录中写道：

“主席恳切地、着重地嘱咐我，要尽量想办法多准备些粮食和衣服，减少草地行军的困难！然后问我是否已找到向导。

我说已有一个六十多岁的通司作向导，已准备了八个同志用担架抬着他为我们带路。”

毛主席指示说：要告诉抬担架的同志抬稳当些，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好少数民族。主席沉思片刻后继续说道：一个向导解决不了大部队行军的问题，你们必须多做一些“由此前进”、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靠，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前进。

都赶上八乘大轿了，抬着向导走。这就是红军的“导航仪”。

人民群众就是红军的导航仪。

经历过战争年代的共产党人，都深深知道，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才有活路。这是融进血液里的认知。

现在，再难有这样刻骨铭心的认知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现在要干部们密切联系群众，说说容易做做难。干部们倒是都学会了密切联系上级领导。因为，群众已经不关乎他性命交关了，只有顶头上司才是决定他命运的关键。

这个也许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吧。

只有让人民群众来决定干部的升迁命运，干部们才会真正做到密切联系群众。

在互联网时代，最便捷的联系群众的方式，就是通过网络来倾听民意。

杨成武找到的这位向导，以前曾经冒险走过这片沼泽地，途中要不是遇到另外抄近路的商队救了他，他也就不在人世了。

杨成武回忆道：

　　最后主席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我们一定遵照主席的指示去做，有困难我们依靠大家想办法解决。主席说很好，并叫我到徐向前总指挥那里去接受具体的指示。我向主席敬过礼以后，立即去见徐总指挥。

　　从徐向前总指挥那里出来，赶紧去看正在患病的周副主席，因医生禁止探望，只见到邓颖超同志。她详细地告诉我周副主席的病况，并要我转告同志们不用惦念。当时药物奇缺，粮食极度困难，眼看就要向草地进军，周副主席的病委实叫我们担心! 我们多么希望他快点恢复健康啊!

杨成武在回忆这次领任务过程中，还提到一个细节，足以证明当时粮食的奇缺：

　　离开邓颖超同志的时候，已近黄昏，我再返回主席住处，看是否还有指示，邓发同志问我吃饭没有，经他一问，这才想起今天还没有吃东西，而且还要走几十里才能回到我们团部的新驻地，我便说还没有吃饭。

邓发同志听了，出去走了一趟，又到了主席房内，不一会便端出一个土盘子，里面盛着六个小鸡蛋般大的青稞面馒头，对我说：“主席说，你一天没吃饭，还要赶几十里夜路，叫我把他的晚饭给你吃，吃饱了好回去工作。”

我一听说是主席的晚饭，不知如何是好。我知道，眼前粮食十分缺乏，部队都勒紧裤带，把数得出的一点粮食省下来，准备作过草地之用。

邓发同志找不到饭才告诉主席，主席叫他把自己的晚饭端给我吃。

我久久地望着六个乌黑的小馒头，心里在想：主席一顿饭才吃这么一点东西，本来就不饱，如果我再把它吃了，那主席就要饿肚子。

想到这里，我真后悔不该说没有吃饭，并决心不吃。但又一转念，不吃，主席是不高兴的，只好吃了两个。邓发同志还要我吃，我坚决谢绝了。

这时候，主席从房子里走出来，笑呵呵地对我说：“怎么?不吃了?不吃饱不好工作啊！”我只说：“我吃饱了。”主席以慈爱的眼光看了我一会，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好吧，没有别的事情了，望你们完成任务。”我向主席敬过礼，便离开了主席的住处。

　　21日清晨，我们红四团，肩负着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开始向草地进军了。

转载于：中国微广播剧丨作者：董慧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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